家庭背景
　　阮籍的父親阮瑀，字元瑜，“建安七子”之一，是當時著名的詩人和散文家，曾經(jīng)做過曹操的司空軍謀祭酒，掌管記室，后為倉曹椽屬。阮籍的族父阮武，也是阮籍的族兄，是位學問淵博，通達之士，是阮籍的知己兼老師。阮籍還有一個哥哥和妹妹，哥哥名叫阮熙，做過武都太守，他的兒子就是與阮籍同入竹林的阮咸，阮籍的妹妹史書上少有記載，故不知其名。阮籍有一子一女，子名渾，字長成，女不知其名。

少年時期
　　阮籍，出生于漢建安十五年（210），三歲喪父，由母親把他撫養(yǎng)長大。父親死后，家境清苦，阮籍勤學而成才，天賦秉異，八歲就能寫文章，終日彈琴長嘯。在他少年時期好學不倦，酷愛研習儒家的詩書，同時也表現(xiàn)為下慕榮利富貴，以道德高尚、樂天安貧的古代賢者為效法榜樣的志趣。阮籍在習文的同時還兼習武，其《詠懷詩》寫到：“少年學擊劍，妙技過曲城”。阮籍性格孤僻，輕蕩，大約在十六七歲時，有一次隨其叔父阮熙到東郡，充州刺史王昶與他相見時，他“終日不開一言”，王昶“自以為不能測”。

　　籍在政治上有濟世之志，曾登廣武城，觀楚、漢古戰(zhàn)場，慨嘆“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正始時期
　　當時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馬懿夾輔曹芳，二人明爭暗斗，政局十分險惡。正始三年（242）左右，當時任太尉之職的蔣濟聽說阮籍“俊而淑悅，為志高”，于是詢問椽屬王默，王默予以確認。之后，蔣濟準備證辟阮籍做自己的椽屬。阮籍聽到消息，就寫了一封《奏記》，親自送到洛陽城外的都亭，請吏卒轉呈蔣濟?！蹲嘤洝分姓f自己才疏學淺，出生卑微，難堪重任。婉言表示謝絕。蔣濟原先擔心阮籍不會應辟，后來得知他已到都亭，誤以為他已應命，其《奏記》中所說的不過是口頭上的客套話，所以很是高興，于是派人去迎他，不想阮籍已經(jīng)回去了。蔣濟非常生氣，遷怒于王默。王默很是害怕，只好寫信勸說阮籍。阮籍的鄉(xiāng)黨親屬也都來勸喻，他不好再推托，勉強就任，但是不久即告病辭歸。這是阮籍一生中的第一次出仕，這次出仕顯然帶有某種被迫的性質(zhì)。

　　正始八年（247）前后，阮籍與王戎的父親同時任尚書郎。阮籍病免尚書郎之后不久，又受曹爽的征辟，招為參軍，阮籍婉言拒絕之。這是阮籍第二次出仕。（注：關于阮籍是否擔任曹爽的參軍，史書上有不同的記載，《晉書·阮籍傳》的記載為：“及曹爽輔政，召為參軍。籍因以疾辭，屏于田里。”即阮籍沒有做曹爽的參軍。但《三國志·魏書·王粲傳》注引《魏氏春秋》寫到“后為尚書郎，曹爽參軍。”這里參照《晉書》上面的記載。）

　　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馬懿所殺，司馬氏獨專朝政。司馬氏殺戮異己，被株連者很多。阮籍本來在政治上傾向于曹魏皇室，對司馬氏集團心懷不滿，但同時又感到世事已不可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態(tài)度，或者閉門讀書，或者登山臨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緘口不言。

竹林時期
　　正始之后，阮籍與嵇康、山濤、劉伶、王戎、向秀、阮咸諸人，共為“竹林之游”，史稱他們?yōu)椤爸窳制哔t”。當今學術界通常把竹林七賢的學術思想活動時間稱為“竹林時期”。

　　正始十年（249）四月改元嘉平，阮籍時年恰四十歲，阮籍做了司馬懿的從事中郎。嘉平三年（251）是司馬懿卒后，阮籍又做了司馬師的從事中郎，他擔任此職一直到嘉平六年（254）。嘉平六年，即正元元年（254），高貴鄉(xiāng)公曹髦即帝位之后，司馬師為了籠絡人心，大肆封官晉爵，阮籍也被賜為關內(nèi)侯、徙官散騎常侍。第二年，即正元二年（255），司馬師在討伐丘儉、文欽時，因患目病而卒于軍中。司馬師之后，由其弟司馬昭繼任大將軍、錄尚書事。可能就在這年，阮籍主動向司馬昭請求到東平任職，司馬昭很爽快地答應了，然而阮籍在東平任上只十余日就回來了。阮籍從東平返回京師洛陽后，馬上又作了司馬昭的從事中郎。他擔任此職的時間大概只有一年左右。甘露元年（256），也即正元三年（六月改元甘露），阮籍請求作步兵校尉。步兵校尉一職，雖然是中央政府的屬官，但下像散騎常侍那樣與皇帝有親近的關系；雖然是武職，但又下執(zhí)兵權，不會給司馬氏造成壓力，引起司馬氏的猜忌。阮籍擔任此官職時間最長，所以后世通常稱之為“阮步兵”。

　　鐘會是司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問阮籍對時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辦法獲免。司馬昭本人也曾數(shù)次同他談話，試探他的政見，他總是以發(fā)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來應付過去，使司馬昭不得不說“阮嗣宗至慎”。司馬昭還想與阮籍聯(lián)姻，籍竟大醉60天，使事情無法進行。

　　景元四年（263）十月，司馬昭被晉封位晉公，位相國，加九錫，這是司馬昭正式實施其篡權的重要一步。按照例行公事，由曹魏傀儡皇帝曹奐下詔加封晉爵，司馬氏謙讓一番，然后再由公卿大臣當時阮籍擔任步兵校尉之職，也被受命執(zhí)筆，但阮籍依舊喝酒，等到使者來催稿時，阮籍只好帶酒擬稿塞責。

　　阮籍死于景元四年（263）冬，也就是在他寫了《勸進表》之后的一二個月，享年五十四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