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文類聚》

《藝文類聚》一百卷，是歐陽詢、令狐德棻等十余人奉詔編撰的，始于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６２２年），武德七年奏上，歷時三年之久。全書約百余萬言，分為四十六部（卷八十一、八十二作一部計），有子目七百二十七個。據(jù)１９２６年《北京大學(xué)二十五周年紀(jì)念研究所國學(xué)門臨時特刊》的統(tǒng)計，《藝文類聚》引用書籍達(dá)一千四百三十一種，經(jīng)史子集，皆有輯錄。

　　《藝文類聚》的編排體例，從部目看，先天地帝王，次典章制度，然后是衣食住行及動植災(zāi)祥等，反映出封建時代敬天尊君的正統(tǒng)觀念。從內(nèi)容看，先列“事類”，后引詩文，例如卷一“天部”第１頁，先列《周易》、《尚書》、《禮記》等關(guān)于“天”的論述，然后在“詩”的部分載晉傅玄的《兩儀詩》等，“賦”的部分載晉成公綏的《天地賦》，“贊”的部分載晉郭璞的《釋天地圖贊》，“表”的部分載宋顏延之的《請立渾天儀表》，這種先“事”后“文”，匯二者為一編的做法，是歐陽詢等人在類書編纂上的一個創(chuàng)造。

　　《藝文類聚》以前的類書，偏重類事，不重采文，即使由詩文中取材，也只是隨意摘句，不錄片斷。如果要查找與某事有關(guān)的詩文作品，則需要去翻檢總集，總集與類書在那時是嚴(yán)格區(qū)別的。歐陽詢在《藝文類聚序》中說：“前輩綴集，各抒其意。《流別》（晉摯虞《文章流別集》）、《文選》（梁蕭統(tǒng)撰），專取其文；《皇覽》、《遍略》，直書其事。文義既殊，尋檢難一?！彼呀?jīng)深刻感到了“文”與“事”的分離是前代類書的一大缺陷，給使用者造成極大的不便。正是為了克服這個弊病，“使覽者易為功，作者資其用”，《藝文類聚》采取了“事居其前，文列其后”的新體例。這不但使得類書的面目一新，增加了讀者臨事取索的便利，而且越到后來越顯示出它保存古文獻(xiàn)的重要性，為后世建樹了始料所不及的功勛?！端囄念惥邸返南壤婚_，后起的類書便紛紛效法，宋代的《事文類聚》、清代的《淵鑒類函》是如此，象明代的《永樂大典》、清代的《古今圖書集成》這樣的鴻編巨帙，同樣遵循著“事”“文”并舉的成規(guī)。

　　《藝文類聚》在南宋紹興時（公元１１３１—１１６２年）曾經(jīng)刊刻過，到明代又有多種刻本。清代學(xué)者利用《藝文類聚》頗為勤密，但所用的都是明刻本，始終未能見到宋紹興本。１９５９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影印出版了上海圖書館收藏的宋紹興刊本（汪紹楹認(rèn)為當(dāng)是宋末元初的復(fù)紹興刻本）。１９６５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又排印出版了汪紹楹的校定本，這是在宋紹興本的基礎(chǔ)上，用馮舒“校宋本”和明刻諸本匯校的本子，也是目前最好的、便于使用的本子。

　　據(jù)汪紹楹先生考證，《藝文類聚》的傳本大體是完整的，但并非完善無缺，遠(yuǎn)在宋代就可能有了闕佚。例如書中雜有蘇味道、李嶠、沈佺期、宋之問的詩，而此四人都后于歐陽詢，本書是不能予收的，查《初學(xué)記》可知，這是宋人刻書時據(jù)《初學(xué)記》補入的。另外，書中還有其他經(jīng)后人妄改的錯誤。

　　《藝文類聚》問世后一百年，唐玄宗李隆基又命集賢學(xué)士徐堅等撰集《初學(xué)記》三十卷。唐劉肅的《大唐新語》卷九記其事始末云：“玄宗謂張說（按，張說當(dāng)時以宰相知集賢院事）曰：‘兒子等欲學(xué)綴文，須檢事及看文體?！队[》（按指《修文殿御覽》）之輩，部帙既大，尋討稍難。卿與諸學(xué)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類相從。務(wù)取省便，令兒子等易見成就也?！f與徐堅、韋述等編此進上，以《初學(xué)記》為名?！笨梢姶藭墙o玄宗諸子檢索辭藻典故用的，因而它要求比別的類書簡括，《四庫提要》稱贊它“在唐人類書中，博不及《藝文類聚》，而精則勝之。若《北堂書鈔》及《六帖》，則出此書之下遠(yuǎn)矣”。

　　《藝文類聚》引用隋以前的文籍一千四百多種，有人計算過，現(xiàn)存者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十，就是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引文是今天失傳的書，而且其余百分之十的征引，也因為它所援用的是唐以前的古本，在今天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初學(xué)記》收文的下限較《藝文類聚》為晚，包括了初唐的詩文，引書存佚的情況同《藝文類聚》相差不多。所以說，《藝文類聚》和《初學(xué)記》留給我們的無量功德，就是它們保存了豐富的初唐以前的古代文獻(xiàn)。不過這一功德，卻并非出于編纂者的本意。

　　由于《藝文類聚》和《初學(xué)記》是古文獻(xiàn)資料的淵藪，因而在整理古籍時，它們一可用作校勘；二可用來輯佚。舉例來說，《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兵部”箭下引《韓子》四條，其中有兩條不見今本《韓非子》，而見今本《淮南子》，經(jīng)查《藝文類聚》卷六十“軍器部”箭門，才發(fā)現(xiàn)是《御覽》的纂輯者犯了張冠李戴的錯誤。（詳見中華書局《藝文類聚前言》）又如司義祖的《初學(xué)記點校說明》亦舉一例，今本《史記。秦始皇本紀(jì)》有“今年祖龍死”句，《初學(xué)記》卷五引《史記》作“明年”，清人考證作“明年”是正確的。至于用這兩種類書?？惫糯鱾飨聛淼目偧?、別集，或是?？泵髑迦顺槎傻母黝愇募?，在今人的整理本中比比皆是，這里不再一一列舉了。說到利用類書來輯佚，早在北宋時人們就這樣做了，明、清之季，此風(fēng)大盛，蔚成巨業(yè)。例如詩文的輯本，明馮惟訥輯有《古詩紀(jì)》、梅鼎祚輯有《文紀(jì)》、張溥輯有《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清嚴(yán)可均輯有《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動輒上百卷，可謂洋洋大觀。其主要資料來源就包括《藝文類聚》和《初學(xué)記》在內(nèi)。對于文史研究工作而言，《藝文類聚》和《初學(xué)記》又是各種專題文獻(xiàn)資料的匯編。兩書引錄的資料是按門類編輯的，并且因為所引原書的失傳，很多資料已經(jīng)起到第一手資料的作用，研究工作者由此入手，即可獲得比較豐富、比較系統(tǒng)、比較原始的材料?？傊?，無論古籍整理工作還是文史研究工作，科學(xué)地使用類書，都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