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錄》

《日知錄》是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的代表作品，對后世影響巨大。顧炎武（1613—1682年），字寧人，號亭林，江蘇昆山人，參加過抗清斗爭，后游歷北方，誓不與清廷合作，致力于著述，與黃宗羲、王夫之在二十世紀初被并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家”?！度罩洝肥穷櫻孜洹盎庞械?，隨時札記，久而類次成書”的著作。顧氏對此書的價值很是自信，說“比乃刻《日知錄》二本，雖未敢必其垂后，而近代二百年來未有此書，則確乎可信也”（《亭林佚文輯補·與人札》）。

　　顧炎武曾把寫這部書比作“采銅于山”。他說，當今的人寫書，就像當今的人鑄錢。古人采銅于山，今人則買舊錢作廢銅鑄錢。鑄出的錢，既粗惡，又把古人的傳世之寶毀壞，豈不兩失？顧炎武注重收集第一手資料，在治學上嚴謹扎實，堪稱楷模。這在《日知錄》中表現(xiàn)得尤其突出。他這種研究學問的態(tài)度和方法是對明朝空疏學風的反動，對有清一代學風的轉(zhuǎn)變與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梁啟超說：“論清學開山之祖，舍亭林沒有第二人?！爆F(xiàn)在，人們?nèi)匀怀３Ｓ妙櫻孜洹安摄~于山”的比喻，說明歷史研究要重視第一手資料，可見其影響之深遠。

　　《日知錄》書名取之于《論語·子張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顧氏于初刻本卷首對此有說明，以示其篤學之志。在顧炎武生前，《日知錄》只有八卷本行世，是康熙九年在江蘇淮安付刻的，稱為符山堂本。顧炎武去世后，潘耒從其家取出書稿，稍事整理，刪改了觸犯時忌的字眼，于康熙三十四年在福建建陽刊刻，三十二卷，是為遂初堂本。 　　《日知錄》內(nèi)容宏富，貫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錄》有條目1019條（不包括黃侃《校記》增加的2條），長短不拘，最長者《蘇淞二府田賦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殺》僅有9字。這與作者立志學術創(chuàng)新有密切的聯(lián)系。潘耒把《日知錄》的內(nèi)容大體劃為八類，即經(jīng)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四庫全書總目》則分作十五類，即經(jīng)義、政事、世風、禮制、科舉、藝文、名義、古事真妄、史法、注書、雜事、兵及外國事、天象術數(shù)、地理、雜考證。這兩種劃分都有其價值。前者重視了《日知錄》的經(jīng)世意義，抓住了其主要的方面，并說這書只有宋元時期的名儒能做出來，明朝三百年來沒有這樣的書，將來治國者采用其說，會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僅嘆服其考據(jù)的精辟，文辭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書的本意。后者則偏重其學術意義，劃分雖更為細致卻不免得其體而遺其神，評價也與前者相左，盛稱顧氏考據(jù)之學而貶低其經(jīng)世思想，認為“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關于寫作此書的目的，顧炎武本人說得很明白，他說：“別著《日知錄》，上篇經(jīng)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于治古之隆?！弊珜憽度罩洝罚耙庠趽軄y滌污，法古用夏，啟多聞于來學，待一治于后王”。這說明，《日知錄》是寄托作者經(jīng)世思想的一部書，內(nèi)容大體分為三類：經(jīng)術、治道、博聞，而核心則是“治道”。

　　《日知錄》中的經(jīng)世思想是豐富的。顧氏提出社會風氣的好壞決定社會興衰的觀點，說：“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他認為“風俗衰”是亂之源，并列舉大量事例，說明奢靡浮華的社會風氣，是導致國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說評價君主的功績首先要看社會風氣：“論世而不考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從政治上提出了整頓“人心風俗”的具體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貴廉、提倡耿介和儉約等，還從經(jīng)濟上分析了“人心風俗”敗壞的原因，認為要使風俗變好，必須有讓百姓安居樂業(yè)的物質(zhì)條件：“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產(chǎn)，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風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導培養(yǎng)人心風俗、加強禮治，他還強調(diào)法制，主張嚴懲敗壞世風的貪官奸臣，說：“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為吏者之勿貪，不可得也。”

　　顧炎武看到了“勢”在事物發(fā)展過程中的作用，主張進行社會變革，提出要順勢而行，“物來而順應”的變革思想。對于君主的地位，君主與臣下的關系，顧炎武也作了新的解釋。在《周室班爵祿》條中，他說，天子、公、侯、伯、子、男，并不是天生的尊貴，他們管理國家事物，與老百姓一樣，也是靠勞動吃飯?！暗摗笔撬麄?yōu)槔习傩展ぷ?，取之于百姓的報酬。所以，君主不應該肆虐于上以自尊，不應該厚取于民以自奉。他列舉出大量的歷史上“稱臣下為父母”、“人臣稱人君”、“人臣稱萬歲”的例子，以淡化至高無上的君權，為建立新型的君臣關系提供歷史根據(jù)，表現(xiàn)出初步的民主思想。 　　自然，同一切歷史人物一樣，顧炎武也有他的歷史局限性。他的思想中有比較濃厚的封建正統(tǒng)意識和狹隘的民族觀念；他提出的“寓封建于郡縣之中”的改革方案也帶有不少宗法色彩。這些在《日知錄》都有所反映。汲取精華、剔除糟粕，是我們對待傳統(tǒng)文化的正確態(tài)度。對待《日知錄》，也應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