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壯肅公奏議》

劉銘傳——臺灣第一巡撫，（1836-1896），字省三，號大潛山人，出生于安徽肥西縣劉老圩一個世代耕織務農的農家。自幼托身隴畝，生活非常窘困。但為人剛毅任俠，耿介勇敢，平時喜歡耍槍弄棒，練就一身武藝。曾殺土豪、劫富戶、捍法網，闖蕩江湖，成為官府追捕的要犯。

清咸豐四年（1854），接受官府招安，在鄉(xiāng)興辦團練。時太平天國運動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劉銘傳率團練與太平軍對抗。1859年率團勇攻陷六安、馳援壽州，因功升千總。1862年，率練勇編入李鴻章的淮軍，號稱“銘字營”。在追隨李鴻章、曾國藩鎮(zhèn)壓太平天國和捻軍的過程中，劉銘傳因兇悍善戰(zhàn)，戰(zhàn)功顯赫，很快由千總、都司、參將、副將提升為記名總兵，成為李鴻章麾下的一員大將。1865年因在山東鎮(zhèn)壓捻軍而提升為直隸總督，并獲得清廷三等輕車都尉世職及一等男爵的封賞。1868年，奉旨督辦陜西軍務，旋因積勞成疾，辭官回鄉(xiāng)。

1883年，中法戰(zhàn)爭爆發(fā)。已解甲歸田，在鄉(xiāng)間隱居多年的劉銘傳憤然而起，準備重赴沙場，殺敵報國。清政府任命他為督辦臺灣事務大臣，籌備抗法，不久又授福建巡撫，加兵部尚書銜。劉銘傳于1884年7月16日抵達基隆，第二天即巡視要塞炮臺，檢查軍事設施，并增筑炮臺、護營，加強臺北防務。在他到達基隆的第15天，戰(zhàn)爭就爆發(fā)了。

1884-1885年的中法戰(zhàn)爭，分為前后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在越南北部及中越邊境進行；第二階段戰(zhàn)火擴大到福建臺灣沿海，有陸戰(zhàn)和海戰(zhàn)兩個戰(zhàn)場，尤以臺灣陸戰(zhàn)最為激烈。這是臺灣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來一次規(guī)模最大、歷時最久、戰(zhàn)斗最為激烈的反抗殖民侵略的戰(zhàn)爭。在此之前，鴉片戰(zhàn)爭時期英國軍艦對于臺灣至多是騷擾牽制；日本因琉球船民被殺侵犯臺灣，雙方也并未正式接觸。此次法軍侵臺，實屬決心占據(jù)，事態(tài)的嚴重遠非前兩次可比，可以說，這是近代臺灣真正的大保衛(wèi)戰(zhàn)。 1884年8月4日，法艦直逼基隆，法軍遠東艦隊司令孤拔和副司令利士比派一副官上岸，要求守軍“于明日上午八時以前將炮臺交出”，守軍置之不理。5日，法艦在利比士的指揮下齊向基隆炮臺猛烈開火，摧毀了清軍數(shù)處炮壘及營房，守軍于死傷十余人后向內地撤退。法軍登陸，占領基隆港，將港內各種設施和炮臺盡行破壞。6日下午，法軍陸戰(zhàn)隊向基隆市街搜索前進，并攻擊附近高地。守軍在劉銘傳親自統(tǒng)率下奮勇從各個方向進行反擊，逐漸縮小包圍圈。經過幾小時的激戰(zhàn)，法軍傷亡100余人，狼狽逃回軍艦，侵占基隆的計劃破產了。

法軍侵犯基隆首戰(zhàn)即告失敗，于是又向清政府提出新的和議條件，清政府再次拒絕。此時，法艦已有預謀地集中于福州馬江，乘清軍將吏相信“和談大有進步”、絲毫不作準備之際，于23日下午發(fā)動突然襲擊，把南洋水師所有戰(zhàn)艦全部擊沉，然后炮轟馬尾造船廠和馬江沿岸各炮臺。從此，法軍就牢牢地掌握了臺灣海峽的制海權，得以隨心所欲地全力侵臺。

10月1日，孤拔率多名士兵在十余艘軍艦百余門大炮的猛烈炮火掩護下再犯基隆。守軍奮勇抵抗約兩小時，傷亡百余人，最后被迫后撤。法軍乘勢登陸進攻，基隆港灣及周圍陣地盡失，基隆市區(qū)告危。這時，法軍在利士比的指揮下正進攻滬尾。劉銘傳在得到大批法軍猛攻滬尾，滬尾不斷告急要求增援的消息后，考慮到臺北府城是統(tǒng)帥部所在地，軍資餉械集中于此，不可稍有疏虞。為保臺北，滬尾重于基隆，于是決定撤離基隆，移師滬尾。法軍占領基隆后，于8日又對滬尾發(fā)起進攻。利士比以戰(zhàn)艦七艘轟擊滬尾市街和各處據(jù)點，然后登陸，分幾路前進。法軍不慣于陸戰(zhàn)，一進叢林，便失去了統(tǒng)一指揮，只得各自為戰(zhàn)。這時，預先埋伏在各處的清軍從北、東、南三個方向奮起截殺，銳不可擋。在短兵相戰(zhàn)中，守軍充分發(fā)揮自己的優(yōu)勢展開近戰(zhàn)，而法軍卻潰不成軍，傷亡累累。到最后，法軍彈藥已罄，全線崩潰，只得奔向海灘，逃回艦上。在這場戰(zhàn)斗中，法方自認死27名，傷49名；劉銘傳在給朝廷的奏折中說：“我軍陣亡哨官三員，死傷兵勇百余人，法軍被斬首二十五級，槍殺三百余人。此外又俘獲法兵十四名，梟首示眾?！蓖ㄟ^這次戰(zhàn)役，法國人不得不承認：“淡水的敗戰(zhàn)突然發(fā)生，它一方面使我們看出中國兵力的強大，一方面使我們明白局勢的危險。這次敗戰(zhàn)是難以補救的?！弊源艘院螅▏炾犞荒茌喠髟诘涌趯@個海港實施封鎖，再沒有能力發(fā)動進攻了。

10月11日，法國擬定新的和議條件，其中一條是法國占領基隆、淡水作為可以接受第三者調停的先決條件。由于淡水大捷，清政府斷然拒絕這樣的條件。為了挽救進攻受挫、和談停頓的困境，法國侵略者宣布自10月23日起封鎖臺灣。法軍的封鎖使臺灣對外貿易交通中斷，生產停滯，糧餉支絀。但在這種情況下，全臺軍民同仇敵愾，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支援前線。許多大陸大小船只，不顧風浪和被截捕的危險，采取夜航、偷渡或在東南部海岸登陸等方式，突破法軍封鎖線，把3000名淮軍、60門鋼炮、9000支步槍、200萬發(fā)彈藥、40只魚雷和10萬兩餉銀安全運到臺灣。沿海地方當局也紛紛“協(xié)餉饋械，南洋最多，北洋次之”。此外，云南廣西兩省軍隊也相機向安南邊境的法軍陣地進攻，以為牽制。在全國上下的大力支援下，臺灣終于度過了法軍封鎖所引起的社會經濟危機，使敵人的封鎖計劃完全破產。 法軍自淡水慘敗后，即集中注意力于基隆。從11月以來，雙方沖突時斷時續(xù)。1885年1月以后，戰(zhàn)斗加劇。3月初，法軍增兵大批到達，3日法軍派出精銳1300余名猛撲月眉山，5日又出動2000名直攻戲臺山。守軍腹背受敵，抵擋不住，月眉山失守，退守基隆河南岸，河北地區(qū)悉為敵所占據(jù)。兩軍隔河對峙，直至戰(zhàn)爭結束。

法軍多次進攻，用了不少氣力，而始終局促于基隆港周圍一隅之地，經常受到強大守軍反攻的威脅。為了擺脫進退維谷的困境，法軍于3月29日向澎湖發(fā)起進攻，31日占領澎湖島。但與此同時，法軍在鎮(zhèn)南關大敗，導致茹費理內閣倒臺，中國占有了極其有利的形勢。清政府決定“乘勝即收”，4月4日與法國簽訂停戰(zhàn)協(xié)定。1885年6月9日，《中法合訂越南條約》在天津正式簽訂，中國承認越南為法國的保護國，開放蒙自、龍州兩地與法國通商，法軍撤出基隆、澎湖，并撤銷對于中國海面的封鎖。在中國軍民的英勇抵抗下，法國侵占臺灣的戰(zhàn)爭以失敗而告結束。劉銘傳領導臺灣軍民頑強堅持戰(zhàn)斗，苦戰(zhàn)數(shù)月，為中法戰(zhàn)爭最終取得勝利作出了極大貢獻。

接連不斷的外國列強的窺伺和侵略，尤其是日本和法國的兩次大規(guī)模侵臺戰(zhàn)爭，使清政府逐漸認識到臺灣是“南洋之樞紐”，“七省之藩籬”，加強建設、鞏固海防已屬刻不容緩。在此之前，1874年清政府已采納沈葆楨建議，設立了福建巡撫冬春駐臺，夏秋駐省的制度。在以后的具體實施中，由于福州、臺灣遠隔重洋，實則難以兼顧。中法戰(zhàn)爭，臺灣成為一個重要的戰(zhàn)場，戰(zhàn)爭暴露了清政府在軍事上的突出弱點，尤其是海防的薄弱，這在戰(zhàn)后成為清廷內部討論的主要議題。在幾經討論后，1885年，清政府決定臺灣正式建省，改福建巡撫為臺灣巡撫，任命抗法有功的原福建巡撫劉銘傳為第一任臺灣巡撫。

臺灣建省的提出及其實現(xiàn)，是19世紀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海疆危機的一再刺激下促成的，帶有明顯籌防御外的性質。自建省分治后，全面推行自強新政，加強海防，推動了臺灣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加速了臺灣邁向近代化的步伐。首任巡撫劉銘傳是清末洋務運動中比較具有時代眼光、革新思想和實干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在他任職巡撫的六年（1885-1890）中，對臺灣的國防、行政、財政、生產、交通、教育，進行了廣泛而大膽的改革，全面推進臺灣的近代化進程，使臺灣的面貌煥然一新。這次自強新政是清朝統(tǒng)治臺灣200年中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次改革，其主要內容如下：

鞏固海防。劉銘傳建議在臺灣建立海軍，清政府以“已有南北洋海軍和經費短絀”為由不予采納。劉銘傳于1884-1885年先后購買南通、北達等幾艘小船，供緝捕、運輸兼通文報之用，并雇洋匠自造駁船一艘，用以運炮械、安置水雷。在臺北建機器廠，自制槍彈，準備繼建大機器廠制造炮彈，同時，設立軍械所和火藥局，他又聘德國技師重建基隆炮臺，興工加固安平、旗后、滬尾、媽宮、西嶼、大城北諸炮臺，配備強勁大炮，火力增強數(shù)倍。在基隆和滬尾設水雷局和水雷營，使水雷與炮臺相資為用。此外，他還進行整軍、練兵，防軍全部改用洋槍，聘請外國教習，加強訓練。在臺北設總營務處，統(tǒng)轄全臺軍務。在他的大力整頓下，臺灣防務已日見充實。

建設交通。劉銘傳是近代中國大倡興建鐵路的第一人。在他推行新政時，制定了以“興造鐵路為網紐、輔之以電線郵政”的方針。1887年7月，臺北成立“全臺鐵路商務總局”，聘英德兩國人為工程師，著手修建鐵路，前后歷時六年完成了基隆至新竹全長106.7公里的鐵路，成為中國人自辦自建的第一條鐵路。1886年臺北設電報總局，架設水陸電線，全長700公里，大大改善了島內外的電訊交通。1888年創(chuàng)立新的郵政制度，在臺北設立郵政總局和各地支局，發(fā)行郵票。有南通、飛捷兩船定期往來于臺灣與大陸之間，郵路遠至廈門、福州、廣州、上海、香港等地。這是我國最早的自辦郵政業(yè)務、比清政府成立的郵政官局早八年。

興辦新式企業(yè)。1887年臺灣設立煤務局，采取官督商辦方式，投資購買新式機器開采，日可產煤萬余斤。但因管理不善，時有虧折，收回官辦后仍無起色。劉銘傳曾希望與英商合資開采煤礦，清政府以恐別生枝節(jié)為由駁斥不準。1886年在滬尾設立官辦硫磺廠，用新法熬制獲利甚多。1887年設立官辦機器鋸木廠，為鐵路提供枕木。同年又設煤油局生產煤油。在臺北設立警察，組織商人成立興市公司，興建商店。此外還裝設電燈，開鑿新式公共水井，購買第一架蒸汽碾路機，并設置了專管市內衛(wèi)生的機構。

發(fā)展商務。1886年臺灣設立商務局，先后向英、德購買威利、威定兩艘舊輪作為商船。派李彤恩等到新加坡設立招商局（后改為通商局），通過向華僑招募股份購買輪船，設立輪船公司，航行于臺灣與大陸各埠，遠至新加坡、西貢、呂宋等地。1886年設立樟腦總局，實行專買制度，獲利頗多。

撫番與墾荒。劉銘傳的撫番政策為恩威并用，剿撫兼施。恩撫不從，方行威剿，威剿之后，仍歸恩撫。如有官吏凌虐番民，漢人奪占番地，均予懲處禁止，絕不偏袒。番人劫殺居民，不聽曉諭，則威之以兵。1885年首撫北路淡水東南馬來番，為其定規(guī)約，命其遣子弟至城讀書，雉發(fā)歸化。生番地界，各歸各業(yè)，不許軍民侵占。

從1885年冬至1886年夏，半年之間招撫400余番社，歸化7萬余人。1887年春夏之間，后山撫218社，番丁5萬余人，前山撫260余社，番丁3.8萬余人，田園數(shù)十萬畝。全臺大定后，于是廣招福建貧民擴墾，使番眾與內地人民共處雜居，逐漸改變他們的習俗，同時改進他們的經濟情況，使“耕織自精，貨財自殖”。1886年5月設全臺撫墾總局，以林維源為總辦，南、北、東三路分設撫墾局及分局，并在各重要番區(qū)如大科莰、東勢角、埔里社、蘇澳、花蓮等處，各立撫墾分局。局中有醫(yī)生、教耕、教讀等人員，開義塾，教番人童子讀書。另外在臺北特設番學堂，供給他們衣食，教以漢文、算術、官話、臺語、起居禮儀，并常讓他們與漢人接觸以起潛移默化的作用。讓他們消除疑忌，不以異類自居。為了撫番，劉銘傳“三親絕域，蒙瘴涉險，不騎而徒。彼其不知暇逸哉，其所志者遠也”。這一切都有利于臺灣社會的近代化發(fā)展。

整理財政。主要是田賦的清理。臺灣田賦極其紊亂，在豪紳吏胥的包攬控制下，“強者有田無賦，弱者有賦無田”，“田去糧存”，求免無路。為了清除積弊，增加財政收入，1886年5月，劉銘傳奏請實行清賦，由清賦總局進行會查保甲，清丈田畝，歷時二年多，完成了清丈工作，田賦大量增加，年收入達67.4萬余兩，比原額增加49.1萬余兩。此外，在整頓稅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績。經過整頓后的茶稅年增13萬兩，鹽稅增12萬兩，樟腦、硫磺增30萬兩，鴉片增40萬兩，加上其他各項收入，財政總收入從90萬兩激增至300萬兩，最高達到450萬兩。國防、交通諸項建設經費至是始有著落。清賦直接觸犯了地主豪紳的利益，一時流言傳 布，阻力極大，但劉銘傳不為所動。

提倡新式教育。臺灣發(fā)展需要一大批專門人才，劉銘傳深知培養(yǎng)人才的重要性。1887年在臺北大稻埕創(chuàng)立西學堂，聘請西人教習講授英語、法語、數(shù)學、理化、測繪、歷史、地理等課程，于西學余閑兼課中國經史文字，使內外通貫，培養(yǎng)通曉近代科學、善于對外交涉的人才。經過嚴格甄選，第一批招收學員64名，所有費用全部由政府供給，年支銀1萬余兩。1890年又設電報學堂，招收西學堂和福建船政學校學生10名，學習電訊專門技術。并于1890年設立番學堂，為原住民培養(yǎng)骨干和通事人才。在劉銘傳的積極倡導下，臺灣教育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

增設府縣。臺灣土地面積3.6萬平方公里，清初僅設一府三縣，不久增為四縣，統(tǒng)治所及限于西部沿海平原地帶。后以土地日辟，人口倍增，于1875年增設了一府四縣，共有兩府八縣，然仍不能滿足實際需要。劉銘傳就任臺灣巡撫后，按建省規(guī)制，以彰化位于全島中央，平原寬敞，定為省會，設首府曰臺灣府，附郭首縣曰臺灣縣；另劃嘉義以東、彰化以南、方長約百余里之地為云林縣，分新竹西南沿山新墾地帶為苗栗縣，升卑南廳為臺東直隸州。在省會未建以前，以臺北接近福州，先以臺北為施政中心。于是全臺共有三府、一直隸州、十二縣、五廳，劃疆分守，初具規(guī)模，奠定了今日臺灣地方行政區(qū)劃的基礎。 劉銘傳的改革涉及軍事、行政、經濟、文化各個領域，范圍相當廣泛。因為當時臺灣正面臨著帝國主義侵略的嚴重威脅，一切措施不得不首先從鞏固國防出發(fā)，并始終以鞏固國防為中心。為了鞏固國防，就必須整頓軍備，增強防衛(wèi)能力；開拓土地，以保持島內秩序的安定；發(fā)展交通，便利島內各地及其與大陸的聯(lián)絡。為了鞏固國防，就必須籌措大筆經費，辦法之一就是清理田賦，在這方面，劉銘傳做出了巨大的成績；辦法之二是倡辦實業(yè)，發(fā)展生產，在這方面他剛開始不久就去職了。而為了鞏固國防，發(fā)展交通，興辦新式工業(yè)，又必須培養(yǎng)大批科技人才和吸收外國先進經驗，因而有西學堂和電報學堂的設立和外國技師的聘用。凡此種種，都可以說明，劉銘傳的改革雖然發(fā)生在大陸洋務運動的后期，在許多做法上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大陸洋務運動的影響，但和“重在防內，并無對外意圖”的李鴻章之流所搞的洋務運動還是有差別的。劉銘傳很注意吸收華僑和民間資本，他所興辦的鐵路和煤礦都有商股參加，有些企業(yè)辦不好就交給民辦，這也和官辦占壓倒地位的某些洋務企業(yè)有所不同。他所創(chuàng)辦的企業(yè)如鐵路、郵政、電訊、航運等等，多數(shù)都卓有成效，不像大陸官辦企業(yè)那樣積弊重重，虧損日甚。劉銘傳的眼光不僅僅以臺灣為限，他還希望“以一島基國之富強”，以臺灣“一隅之設施為全國之范”，從這點看，也應該肯定他是晚清洋務運動中一個具有進步傾向的人物。

然而，劉銘傳的改革是在當時已經腐爛透頂?shù)那逭湎逻M行的。在其推行過程中，他遇到了來自各方面的種種阻力。因此，盡管他很想有所作為，也做出了巨大的成績，但還是有不少人對他進行掣肘、攻擊與誣蔑，迫使他不得不于1891年告病辭官而去。繼任的臺灣巡撫邵友濂眼光短淺，思想僵化，盡廢劉銘傳新政，清代所實行的惟一有計劃、有成效的改革就此夭折了。1896年，劉銘傳在家病逝，清追封太子太保，謚壯肅，準建專祠。

有人說劉銘傳“倡淮旅，練洋操，議鐵路，建臺省，實創(chuàng)中國未有之奇”，而其最偉大的成就，最值得后人景仰的事功則為“建臺省”—— 建設一個近代化的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