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旨訊問曾靜口供二十四條 十、科舉制度僅僅是講名講利、卑污茍賤而不知恥的方法嗎？
作者：雍正皇帝【原文】問曾靜：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nèi)云“科舉詞章之習，比陽明之害更大更廣。陽明之教，雖足以害道，尚依傍道理來；科舉之習，公然講名講利，卑污茍賤，而不知恥，直把道理一筆勾消，人類盡滅”等語。朝廷用人，所以設(shè)立科舉者，以科舉之人，所習皆四書五經(jīng)，誦法圣賢之道，講求圣賢之義理故也。人能讀書明理，其造詣底蘊，皆見之于舉業(yè)文章。是以朝廷設(shè)立科舉，以期多得讀書明理之人，為國家之用。今曾靜以科舉之為害，直到得把道理一筆勾消，人類盡滅，這是何說？且若不設(shè)科舉，更有何法可以發(fā)明圣人之道理乎？至人之賢愚不一，科舉內(nèi)卑污茍賤之人，原世間所有。惟在朝廷辨別此等卑賤之人，而不用耳。非可廢科舉之制，而后禁人之卑污茍賤也。況無恥之人，即使不設(shè)科舉，而別開用人之途，如或鄉(xiāng)舉里選，或征辟聘薦，或改詩賦策論，則講名講利者，又必于別途行其卑污茍賤之事矣。曾靜又有何術(shù)，可以禁人之講名講利，著據(jù)伊所見供來?！咀g文】
問曾靜：皇上旨意問你，你所寫作的叛逆書籍《知新錄》里說了“用詩文詞章科舉取士的做法，比王陽明學說的害處更大更廣。王陽明的觀點，雖然損害了圣賢的道德義理，但是，還摹仿出了一些道理來?？婆e這種做法，公開講求名利、卑污茍賤而不知恥辱，竟然把道德義理一筆勾銷，將人類的天性也都泯滅盡了”等言語。朝廷要選用人才，所以設(shè)立科舉這種制度，是因為科舉的學子，所學習的都是四書五經(jīng)，吟誦效法的是圣賢的道德準則，講求追索的是圣賢的仁德義理的緣故。世人能夠通過讀書明白事理，他的學問深淺高低，都體現(xiàn)于科舉應(yīng)試的文章中，所以朝廷設(shè)立科舉考試，希望能夠多得些讀書明理的人才，為國家效力所用。而今曾靜認為科舉的害處，竟然到了把道德義理一筆勾消，將將人類的天性泯滅至盡的地步，這是什么說法？倘若不設(shè)立科舉制度，又有什么方法可以發(fā)抒闡明圣賢的道德準則呢？世人本來就是賢愚不一，科舉內(nèi)存在卑污茍賤的無恥小人，原來世間就有的，只是由朝廷辨別這些卑賤之人不予選用罷了，不是廢除科舉制度后就可以禁止卑污茍賤行為的。況且那些無廉無恥之人，即使朝廷不設(shè)科舉而另開選用人才之路，比如，或者讓地方官推舉選拔，或者征求召聘推薦，或者改為上書詩賦策論，那些講求名利的人，必然又要于這些途徑去做他們卑污茍賤的事情了。曾靜又有什么方法可以禁止人們講求名利呢？讓你根據(jù)自己的所知所見招供出來。
【原文】曾靜供：朝廷設(shè)立科舉，以四書五經(jīng)取士者，蓋以修己治人之道盡備于四書五經(jīng)，欲人童而習之素，講明其理，理通然后發(fā)為文章。而朝廷即以考察其淺深得失，擇其優(yōu)者而升舉之。其立法之意，原盡美盡善，無毫發(fā)可議。但在下之人，實能仰體朝廷之意者少，蒙昧不知者多。是以積之又久，不免忘其本而徒事其末。以為朝廷取士，取文字，只要文字說得尖雋，即可以中有司之選。初不知文字之上，原有一層義理，當學當講也。因妄謂文字可以乖巧習得來，于是設(shè)立方便法門，擬定程課，日以講文為事。其講文也，又只是以臨場描摹填湊，襲取割截，及賣弄筆頭為計。而圣賢道理，當身行誼，遂置之高閣不論。且人身既有血氣，營名圖利，乃其常情。況鄉(xiāng)人無知者多，能有幾個曉得朝廷立法之意，原是要人通經(jīng)明理，以備國家之用。只謂科場之設(shè)，乃是生人取名取利之途。是以一有子弟，未嘗不使之讀書，問讀書何為，則曰取科名、獲祿利而已。自少小時，即橫這個俗鄙識見，在胸漸長漸大，名利之心日深，而從事于文字。到文字中式得選時，越發(fā)營名圖利，而毫無忠君愛民，力圖報效之心。此彌天重犯在山僻無知，不通世務(wù)，妄據(jù)蠢見，遂有是把道理一筆勾消之說。其實到今日看來，全不如是。舉業(yè)何曾無人，幾多奇勛偉烈，大半多是舉業(yè)家做就。且皇上天聰明，無法不精，無弊不徹。即如圣諭，謂無恥之人即使不設(shè)科舉，而別開用人之途，則講名講利者，又必于別途行其卑污茍賤之事。此皆洞徹人情，深悉世務(wù)，智能察萬變方得見及于此。由是看來大半總要得人，何法無弊，唯得其人而行之，弊斯可免。如今養(yǎng)士之法，平昔總要教官得人，教官之品雖小，而所職之事甚大，必須擇道明行修者，專使之教育其子弟。以圣賢中正之道，孝弟忠信之行，聚講日專，丁寧反復，其或有行誼不修者，則即許責懲。如此三年教成，然后教官具文行優(yōu)劣之冊，申詳學政，學政核考其實而高下之，并以其果否驗教官之誠偽明暗。是教官勸其行于平日，而不徒以文。學政考其文于一時，而兼察其行，文行交備而真才以得，積弊庶幾得減。抑近讀圣諭，而知本朝用人，原不專恃科舉一途。除科舉之外，尚有選孝廉、優(yōu)生、實學等法，有此諸法，庶幾足以盡天下之才，而裕國家之用。便選舉亦要得選舉之人，方能無弊。若臨考，學政獨憑教官之薦舉，茍教官非人，只取平日與己情文相接、酒食相征逐者，薦之舉之，而閉戶守正之士，仍終不得有聞，恐亦無補。故在今日國家取士用人之際，固超出千古，然欲歷久成化，似當參用程明道所議宋熙寧間取士法，損益斟酌行之，方為更善。彌天重犯山鄙無知，不與人數(shù)，感佩皇恩，深重自計，銜結(jié)無由，仰承旨問，敢不剖心直供。
【譯文】曾靜供：朝廷設(shè)立科舉制度，用四書五經(jīng)選取人才的做法，是因為修省自身、治理眾人的道理，都完備地包含于四書五經(jīng)之中。朝廷想使幼童便學習這些經(jīng)書，平素授講明白書中的道理，道理通順明徹后便發(fā)揮為文章，而朝廷就以文章考察他的學問深淺得失，擇選其中優(yōu)秀的而提升舉用他們。朝廷設(shè)立科舉的本意，原是盡善盡美，沒有絲毫不當之處可讓人議論的。但是，天下世人中，真正能仰望體念朝廷意圖的人少，蒙昧無知的人多。再說此習尚積之已久，人們不免忘記了科舉的根本而重視起它的次要方面，認為朝廷設(shè)立科舉取人才取文字，只要文字寫得新穎雋永，就可以被試官所選中。起初并不知道文字之上，原來還有一層義旨道理應(yīng)當學習應(yīng)當講求的。因此，妄自認為文字可以通過乖巧便學習得來，于是設(shè)立方便的辦法和門路，擬定課程，天天以講習文章為自己的大事。他們講習文章，又只是臨場描摹填湊，抄襲割裁，以及賣弄筆頭生花之巧為計，而圣賢們經(jīng)書中所說的道理，以及自身應(yīng)具備的品行，就都置之于高閣不說。而且人既然是有血氣情感之軀，營求謀圖名利，也是人們的常情。何況鄉(xiāng)下人中無知無識的多，能有幾個曉得朝廷設(shè)立科舉制度的本意。原來是要人們通曉經(jīng)義明白事理，以備國家選拔任用，只認為科場的設(shè)立，竟然是世人們謀取名利的途徑了。
所以，家中生有孩童，未必不讓他們讀書。如問他們讀書有何用？就回答說：為了考取科名，獲得官祿利益而已。從孩童時心中就存有這些鄙識俗念，漸漸長大后，追求名利之心日益加深，并且反映在自己寫作的文字中。等到文章科試中選的時候，越發(fā)是營求謀圖功名富貴，而絲毫沒有忠君愛國愛民，力圖報效朝廷的心愿了。這便是我這個彌天重罪的犯人居住在山鄉(xiāng)僻野，無知無見，不通人情事務(wù)，妄自根據(jù)自己愚蠢的見解，于是有了科舉把道德文理一筆勾銷的說法。其實今天看來，完全不是這樣。通過科試舉成大業(yè)的何曾沒有人呢？多少奇功殊勛和偉烈業(yè)績，大多數(shù)是通過科試舉業(yè)的人才創(chuàng)建的。況且當今皇上天賦誠信，睿智聰明，沒有不精通的事理，沒有不明察出來的弊端。正如皇上圣諭所說：那些少廉無恥之人，即使朝廷不設(shè)科舉而另選用人才之路，那些講求名利的人，必然又要于這些途徑去做他們卑污茍賤的事情了。這些都是皇上洞察透徹人情、深切探悉世務(wù)、睿智觀察萬事變化之后，才得出的至理見解。由此看來，朝廷大半總是要選用人才，什么方法又沒有弊端呢？只有選得人才后，使他克守品行，才能免除這些弊端。如今培養(yǎng)人才的方法，平時總要選用學官得當。學官中學正、教諭的官品雖然小，而所職事的責任重大，必須選擇道理明白、品行修省的人，專門派他們教育百姓子弟。用圣賢們中正的道德準則，孝順父母尊奉兄長的忠信品行，天天專門講授，反復囑咐叮嚀。學生中如果有不注意修省品行的，就立即對他責罰嚴懲。這樣教育三年，然后教官將記錄學生品行優(yōu)劣的文冊，申報學政，學政依據(jù)文冊考核學生品行的高低，并且以事實是否相符，來檢驗教官的誠實或虛假。這就是教官平時注意規(guī)勸學生的行為，而不僅是教他們文化，學政于一時考核學生的文化，而又兼理考察他們的品行。文化品行具備就可以得到真正的人才，講求名利的積習弊尚才逐漸能得到減少抑止。近日讀到皇上圣諭，才知道本朝選用人才，原來不是專設(shè)立科舉一種途徑，除科舉制度外，尚有選舉孝廉方正、優(yōu)貢等以實際才學薦拔人才的方法。有了這些制度，就足以選盡天下人才，而夠國家所任用了。但是，選舉考廉、優(yōu)貢也得有能公正薦舉的官員，才能沒有弊端。如果臨考時，教政官員僅僅憑依教官的推薦舉選，假若這些教官不是正直之人，只選取平時與自己私情、文章相近相接、酒食宴飲互相邀請過從密切的人推薦舉送，而那些閉門苦讀，守禮守法的正派學子，仍然是到頭來也不能被知聞選送，恐怕也是于事無補的呀！所以，今日國家選拔任用人才的制度規(guī)定，固然優(yōu)點超出了千古歷代，然而如想經(jīng)久不變，形成教化，還應(yīng)當參考采用程顥所提議宋朝熙寧年間實行的選拔人才的方法，斟酌它的優(yōu)劣好壞后再予實施，才能更加完善。我這彌天重罪的山野鄙夫無知無識，不能與人數(shù)說，感戴欽佩皇恩深重，自己思忖即使結(jié)草銜環(huán)報答皇恩也無用。如今仰承皇上諭旨詢問，怎敢不剖白心跡據(jù)實情供說。
問曾靜：皇上旨意問你，你所寫作的叛逆書籍《知新錄》里說了“用詩文詞章科舉取士的做法，比王陽明學說的害處更大更廣。王陽明的觀點，雖然損害了圣賢的道德義理，但是，還摹仿出了一些道理來?？婆e這種做法，公開講求名利、卑污茍賤而不知恥辱，竟然把道德義理一筆勾銷，將人類的天性也都泯滅盡了”等言語。朝廷要選用人才，所以設(shè)立科舉這種制度，是因為科舉的學子，所學習的都是四書五經(jīng)，吟誦效法的是圣賢的道德準則，講求追索的是圣賢的仁德義理的緣故。世人能夠通過讀書明白事理，他的學問深淺高低，都體現(xiàn)于科舉應(yīng)試的文章中，所以朝廷設(shè)立科舉考試，希望能夠多得些讀書明理的人才，為國家效力所用。而今曾靜認為科舉的害處，竟然到了把道德義理一筆勾消，將將人類的天性泯滅至盡的地步，這是什么說法？倘若不設(shè)立科舉制度，又有什么方法可以發(fā)抒闡明圣賢的道德準則呢？世人本來就是賢愚不一，科舉內(nèi)存在卑污茍賤的無恥小人，原來世間就有的，只是由朝廷辨別這些卑賤之人不予選用罷了，不是廢除科舉制度后就可以禁止卑污茍賤行為的。況且那些無廉無恥之人，即使朝廷不設(shè)科舉而另開選用人才之路，比如，或者讓地方官推舉選拔，或者征求召聘推薦，或者改為上書詩賦策論，那些講求名利的人，必然又要于這些途徑去做他們卑污茍賤的事情了。曾靜又有什么方法可以禁止人們講求名利呢？讓你根據(jù)自己的所知所見招供出來。
【原文】曾靜供：朝廷設(shè)立科舉，以四書五經(jīng)取士者，蓋以修己治人之道盡備于四書五經(jīng)，欲人童而習之素，講明其理，理通然后發(fā)為文章。而朝廷即以考察其淺深得失，擇其優(yōu)者而升舉之。其立法之意，原盡美盡善，無毫發(fā)可議。但在下之人，實能仰體朝廷之意者少，蒙昧不知者多。是以積之又久，不免忘其本而徒事其末。以為朝廷取士，取文字，只要文字說得尖雋，即可以中有司之選。初不知文字之上，原有一層義理，當學當講也。因妄謂文字可以乖巧習得來，于是設(shè)立方便法門，擬定程課，日以講文為事。其講文也，又只是以臨場描摹填湊，襲取割截，及賣弄筆頭為計。而圣賢道理，當身行誼，遂置之高閣不論。且人身既有血氣，營名圖利，乃其常情。況鄉(xiāng)人無知者多，能有幾個曉得朝廷立法之意，原是要人通經(jīng)明理，以備國家之用。只謂科場之設(shè)，乃是生人取名取利之途。是以一有子弟，未嘗不使之讀書，問讀書何為，則曰取科名、獲祿利而已。自少小時，即橫這個俗鄙識見，在胸漸長漸大，名利之心日深，而從事于文字。到文字中式得選時，越發(fā)營名圖利，而毫無忠君愛民，力圖報效之心。此彌天重犯在山僻無知，不通世務(wù)，妄據(jù)蠢見，遂有是把道理一筆勾消之說。其實到今日看來，全不如是。舉業(yè)何曾無人，幾多奇勛偉烈，大半多是舉業(yè)家做就。且皇上天聰明，無法不精，無弊不徹。即如圣諭，謂無恥之人即使不設(shè)科舉，而別開用人之途，則講名講利者，又必于別途行其卑污茍賤之事。此皆洞徹人情，深悉世務(wù)，智能察萬變方得見及于此。由是看來大半總要得人，何法無弊，唯得其人而行之，弊斯可免。如今養(yǎng)士之法，平昔總要教官得人，教官之品雖小，而所職之事甚大，必須擇道明行修者，專使之教育其子弟。以圣賢中正之道，孝弟忠信之行，聚講日專，丁寧反復，其或有行誼不修者，則即許責懲。如此三年教成，然后教官具文行優(yōu)劣之冊，申詳學政，學政核考其實而高下之，并以其果否驗教官之誠偽明暗。是教官勸其行于平日，而不徒以文。學政考其文于一時，而兼察其行，文行交備而真才以得，積弊庶幾得減。抑近讀圣諭，而知本朝用人，原不專恃科舉一途。除科舉之外，尚有選孝廉、優(yōu)生、實學等法，有此諸法，庶幾足以盡天下之才，而裕國家之用。便選舉亦要得選舉之人，方能無弊。若臨考，學政獨憑教官之薦舉，茍教官非人，只取平日與己情文相接、酒食相征逐者，薦之舉之，而閉戶守正之士，仍終不得有聞，恐亦無補。故在今日國家取士用人之際，固超出千古，然欲歷久成化，似當參用程明道所議宋熙寧間取士法，損益斟酌行之，方為更善。彌天重犯山鄙無知，不與人數(shù)，感佩皇恩，深重自計，銜結(jié)無由，仰承旨問，敢不剖心直供。
【譯文】曾靜供：朝廷設(shè)立科舉制度，用四書五經(jīng)選取人才的做法，是因為修省自身、治理眾人的道理，都完備地包含于四書五經(jīng)之中。朝廷想使幼童便學習這些經(jīng)書，平素授講明白書中的道理，道理通順明徹后便發(fā)揮為文章，而朝廷就以文章考察他的學問深淺得失，擇選其中優(yōu)秀的而提升舉用他們。朝廷設(shè)立科舉的本意，原是盡善盡美，沒有絲毫不當之處可讓人議論的。但是，天下世人中，真正能仰望體念朝廷意圖的人少，蒙昧無知的人多。再說此習尚積之已久，人們不免忘記了科舉的根本而重視起它的次要方面，認為朝廷設(shè)立科舉取人才取文字，只要文字寫得新穎雋永，就可以被試官所選中。起初并不知道文字之上，原來還有一層義旨道理應(yīng)當學習應(yīng)當講求的。因此，妄自認為文字可以通過乖巧便學習得來，于是設(shè)立方便的辦法和門路，擬定課程，天天以講習文章為自己的大事。他們講習文章，又只是臨場描摹填湊，抄襲割裁，以及賣弄筆頭生花之巧為計，而圣賢們經(jīng)書中所說的道理，以及自身應(yīng)具備的品行，就都置之于高閣不說。而且人既然是有血氣情感之軀，營求謀圖名利，也是人們的常情。何況鄉(xiāng)下人中無知無識的多，能有幾個曉得朝廷設(shè)立科舉制度的本意。原來是要人們通曉經(jīng)義明白事理，以備國家選拔任用，只認為科場的設(shè)立，竟然是世人們謀取名利的途徑了。
所以，家中生有孩童，未必不讓他們讀書。如問他們讀書有何用？就回答說：為了考取科名，獲得官祿利益而已。從孩童時心中就存有這些鄙識俗念，漸漸長大后，追求名利之心日益加深，并且反映在自己寫作的文字中。等到文章科試中選的時候，越發(fā)是營求謀圖功名富貴，而絲毫沒有忠君愛國愛民，力圖報效朝廷的心愿了。這便是我這個彌天重罪的犯人居住在山鄉(xiāng)僻野，無知無見，不通人情事務(wù)，妄自根據(jù)自己愚蠢的見解，于是有了科舉把道德文理一筆勾銷的說法。其實今天看來，完全不是這樣。通過科試舉成大業(yè)的何曾沒有人呢？多少奇功殊勛和偉烈業(yè)績，大多數(shù)是通過科試舉業(yè)的人才創(chuàng)建的。況且當今皇上天賦誠信，睿智聰明，沒有不精通的事理，沒有不明察出來的弊端。正如皇上圣諭所說：那些少廉無恥之人，即使朝廷不設(shè)科舉而另選用人才之路，那些講求名利的人，必然又要于這些途徑去做他們卑污茍賤的事情了。這些都是皇上洞察透徹人情、深切探悉世務(wù)、睿智觀察萬事變化之后，才得出的至理見解。由此看來，朝廷大半總是要選用人才，什么方法又沒有弊端呢？只有選得人才后，使他克守品行，才能免除這些弊端。如今培養(yǎng)人才的方法，平時總要選用學官得當。學官中學正、教諭的官品雖然小，而所職事的責任重大，必須選擇道理明白、品行修省的人，專門派他們教育百姓子弟。用圣賢們中正的道德準則，孝順父母尊奉兄長的忠信品行，天天專門講授，反復囑咐叮嚀。學生中如果有不注意修省品行的，就立即對他責罰嚴懲。這樣教育三年，然后教官將記錄學生品行優(yōu)劣的文冊，申報學政，學政依據(jù)文冊考核學生品行的高低，并且以事實是否相符，來檢驗教官的誠實或虛假。這就是教官平時注意規(guī)勸學生的行為，而不僅是教他們文化，學政于一時考核學生的文化，而又兼理考察他們的品行。文化品行具備就可以得到真正的人才，講求名利的積習弊尚才逐漸能得到減少抑止。近日讀到皇上圣諭，才知道本朝選用人才，原來不是專設(shè)立科舉一種途徑，除科舉制度外，尚有選舉孝廉方正、優(yōu)貢等以實際才學薦拔人才的方法。有了這些制度，就足以選盡天下人才，而夠國家所任用了。但是，選舉考廉、優(yōu)貢也得有能公正薦舉的官員，才能沒有弊端。如果臨考時，教政官員僅僅憑依教官的推薦舉選，假若這些教官不是正直之人，只選取平時與自己私情、文章相近相接、酒食宴飲互相邀請過從密切的人推薦舉送，而那些閉門苦讀，守禮守法的正派學子，仍然是到頭來也不能被知聞選送，恐怕也是于事無補的呀！所以，今日國家選拔任用人才的制度規(guī)定，固然優(yōu)點超出了千古歷代，然而如想經(jīng)久不變，形成教化，還應(yīng)當參考采用程顥所提議宋朝熙寧年間實行的選拔人才的方法，斟酌它的優(yōu)劣好壞后再予實施，才能更加完善。我這彌天重罪的山野鄙夫無知無識，不能與人數(shù)說，感戴欽佩皇恩深重，自己思忖即使結(jié)草銜環(huán)報答皇恩也無用。如今仰承皇上諭旨詢問，怎敢不剖白心跡據(jù)實情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