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旨訊問曾靜口供二十四條 二十、有人誣蔑你的父親有盜竊的劣跡，母親有淫亂的行為，
作者：雍正皇帝二十、有人誣蔑你的父親有盜竊的劣跡，母親有淫亂的行為，你能不加審查便將父母唾罵一番，甚至著書立說到處宣揚嗎？
【原文】
奉旨訊問曾靜：你看了山西巡撫石麟奏折，供稱“君臣一倫，情同父子，四海未嘗有異，湖南民習澆漓，奸黨犯罪，充發(fā)廣西，往來通衢，布散流言，致使圣德聲稱，湮郁未洽”等語。夫“扶我則后，虐我則仇”，古有是語，朕于普天之下，一視同仁，湖南、山西之民，固皆撫之如子也。山西民俗醇良，感召天和，連年豐稔，無待朕之大加恩澤。湖南民俗澆悍，乖戾之氣，上干天譴，以致浸間作，荒歉屢告。朕迭沛恩膏，所以子惠而撫綏者，不一而足，尚不得為撫我之后乎！朕揣山西之民，所以趨事赴功者，蓋因圣祖仁皇帝六十余年深仁厚澤，浹髓淪肌，是以一遇國家公事，即輸誠效力，踴躍爭先，如此肫切。試問湖南之民，獨不受圣祖六十余年之恩澤乎！即據(jù)曾靜前供，圣祖賓天之時，亦嘗哭泣盡哀，持服拜祭。夫既感圣祖之深恩，顧不念及朕躬乎！人情于親戚朋友，素相契厚者，或聞其子孫有過失，則必曲為之掩護；或聞其子孫被謗議，則必力為之辨白。況于君臣之間乎！伊之于朕躬，萬無忍于排斥之理，況以毫無影響之流言，不察真?zhèn)味闼翞檎_蔑，敢行悖逆，尚得謂有人心者乎！伊既知君臣之倫，情同父子，今有人誣曾靜之父有盜名，捏其母有淫行，曾靜聞之，忍不與之辨乎？忍不察其言之虛實乎？抑不問其虛實，遽將其父母丑詆唾罵，且著書立說以揚播之乎！伊稱往來奸黨布散流言，被其煽惑。夫奸黨充發(fā)往來之所，不止湖南一省也，即山西地方豈無此等逆黨之流言！乃從無一人被其搖惑煽動者。獨湖南奸民如曾靜之輩，一聞奸徒之蜚語，即起叛逆之心，謂非其性與人殊者乎！且“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之語，亦非正論。
夫君臣、父子皆生民之大倫，父雖不慈其子，子不可不順其親；君即不撫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后。所謂撫我則后，虐我則仇者，在人君以此自警則可耳，若良民必不忍存是心，唯奸民乃是以借其口。然人雖甚無良，亦斷無有以撫為虐者，朕于湖廣已實盡其撫民之道，而不意曾靜輩猶視朕如仇也。至曾靜蠱惑于華夷之辨，此蓋因昔之歷代人君，不能使中外一統(tǒng)，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見耳。朕讀洪武寶訓，見明太祖時時以防民防邊為念。蓋明太祖本以元末奸民起事，恐人襲其故智，故汲汲以防民奸；其威德不足以撫有蒙古之眾，故兢兢以防邊患。然終明之世，屢受蒙古之侵擾，費數(shù)萬萬之生民膏血，中國為之疲敝。而亡明者，即流民李自成也。自古圣人感人之道，惟有一誠，若存籠絡防范之見，即非誠也。我以不誠待之，人亦以不誠應之，此一定之情理。是以明代之君，先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視為一體，又何以得心悅誠服之效！先有畏懼蒙古之意，而不能視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統(tǒng)之規(guī)！雖當時蒙古之人，亦有入中國者，然皆閑散不足數(shù)之輩耳。若因此遂謂蒙古之人臣服于中國，則當時中國之人，亦有入蒙古者，是中國亦曾臣服于蒙古矣。至于我朝興自東海，本非蒙古，向使明代之君果能以至誠之道，統(tǒng)御萬方，使我朝傾心歸往，則我朝入中國而代之，亦無解于篡竊之名矣。
乃我朝自太祖、太宗以來，浸昌浸熾；明代自萬歷、天啟而后，浸微浸熄。明代久已非我朝之敵，彼自失天下于流民，上天眷佑我朝為中國主。世祖君臨萬邦，圣祖重熙累洽，合蒙古、中國一統(tǒng)之盛，并東南極邊番彝諸部俱歸版圖，是從古中國之疆域，至今日而開廓。凡屬生民皆當慶幸者，尚何中外，華夷之可言哉！曾靜有何辨說？據(jù)實逐一供來。欽此。
【譯文】奉皇上諭旨訊問曾靜：你看了山西巡撫石麟的奏折后，供詞中說了“君與臣之間的倫常關系，情深如同父子一般，四海天下沒有不同的。湖南百姓習性強悍，亂賊奸黨犯罪被充發(fā)廣西，往來經(jīng)過湖南通衢要道，散布流言蜚語，造成朝廷圣德聲名阻塞郁結(jié)，不能遍布沾潤”等言語。所謂“撫愛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敵”，古時候便有這種說法。
朕對于普天之下的臣民，一視同仁，湖南、山西的庶民百姓，本來都是撫愛親如子女一樣。山西省百姓俗性醇厚善良，感動上天理氣相和，連年五谷豐登，不需朕再多施恩德。湖南百姓習性澆薄強悍，乖張怨嗟之氣，干冒上天而被譴責，招致災患時時發(fā)作，荒歉屢屢降臨。朕多次施加恩澤，像子女一樣撫綏的百姓，不可盡舉，還不能把朕視為撫愛自己的君王嗎？朕揣量山西省的百姓，所以爭先趨赴官府公差，是因為圣祖皇帝六十余年的深仁厚澤，已浸潤于骨髓、肌朕之中，因此，一遇國家公事，都是獻納忠心，竭誠效力，踴躍爭先，如此忠誠懇切。試問湖南的庶民百姓，就獨自不曾蒙受圣祖皇帝六十余年的恩澤嗎！即使根據(jù)曾靜前番供詞中所說，圣祖皇帝歸天之時，也曾經(jīng)哭泣悲哀，持喪服跪拜祭奠。那么，既感念圣祖皇帝的深恩厚德，能不顧念到朕的身上嗎！世間人情在親戚朋友之間，素常是相互投契，而情義深厚，有的聞知其親朋的子孫犯了過失，就必然曲意為他遮掩袒護；有的聞知其親朋的子孫被人毀謗議論，就必然全力為他辨白解說。何況是君與臣之間的關系呢！你對于朕，絕對沒有忍心于指責貶斥的道理，更何況是聽了毫無根據(jù)的流言蜚語，沒有察辨真假便肆意誣蔑、毀謗，竟敢妄行悖逆之事，還能說有人的良心嗎！
你既然知道君臣之間的倫理綱常，情深如父子關系，如今假使有人誣蔑曾靜的父親有盜竊的行為，有人捏造其母親有淫穢的行為，曾靜聞知后，能忍心不與他們辨說嗎？能忍心不去察問流言的虛實真?zhèn)螁?？或者是不察問其事的虛實，便將自己的父母親詆毀唾罵一番，并且著書立說到處傳揚嗎？你說自己被往來湖南的亂賊奸黨所散布的流言蜚語煽透迷惑，可奸黨亂賊發(fā)配往來的地方，不止是湖南一省，即使是山西地方，豈能沒有這等逆賊奸黨的語言！但卻從沒有一個人被他們煽誘迷惑的，獨有湖南的奸民如曾靜之流，一聽到亂賊奸黨的流言蜚語，立即萌生叛逆之心，莫非其理性與常人不同嗎？并且所謂的“撫愛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敵”
這種說法，也不是正確的理論。君與臣、父與子的關系都是世間生民中大的倫理綱常，父親雖然不慈愛自己的兒子，兒子不能不孝順自己的父親；君王即使不能撫愛自己的臣民，臣民不能不擁戴自己的君王。所謂“撫愛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敵”
這句話對于做君王的來說，要以此自警自律就可以了。若是良善的百姓、必然不忍心存有這個想法，只有奸民才得能把它作為借口。然而世人再有不良善者，也斷然不會有將撫綏作為虐害的。我對湖廣等地已盡了撫愛化育的心愿，而不料想曾靜之流竟視我如仇敵了。至于曾靜被中原和邊遠夷狄各民族的辨別之說所誘惑，是因為往昔歷代的君王，不能使中原和夷狄統(tǒng)一為一體，而自作這個區(qū)域那個地界的淺薄見解罷了。我曾讀明代洪武皇帝的寶訓，見明太祖時時以防護百姓、防護邊患為自己的心念。
由于明太祖本是元朝末年由奸民起事而興盛的，心中唯恐有人沿襲自己的老計謀，所以急切于防護奸民；由于明太祖聲威德望不能撫綏蒙古部眾，便小心謹慎防護于邊患。然而明朝末年，多次遭受蒙古侵擾，耗費了數(shù)萬萬民間的財富，全國為此疲敝不堪，但滅亡明朝的，是流民李自成。自古圣賢之人感化別人的做法。只有一個誠字，如果存有籠絡和防范之心，就是沒有誠意。我既然以不誠對待別人，別人也以不誠回應于我，這是必然的情理。就以明朝的君王來說，先存有猜疑臣民之心，而不能視君王與臣民為一體，又怎能得到臣民心悅誠服的收效呢！先懷有畏懼蒙古之意，而不能視中原和近遠各少數(shù)民族為一家，又怎能形成中原內(nèi)外一統(tǒng)的規(guī)制呢！
雖然當時蒙古人也有來到中原的，但都是些不值一提的閑散之輩而已。如果因此便說蒙古人臣服于中原，那么當時中原之人，也有前往蒙古的，是中原人也曾經(jīng)臣服于蒙古了。至于我朝，興起于遼東海隅，本不是蒙古部族。假使過去明朝君王能以精誠至信的準則，統(tǒng)御海內(nèi)四方，使我朝傾心歸往，那么我朝入主中原而代之，也不會被理解為篡奪竊位的惡名了。我朝自太祖、太宗以來，愈益昌明熾盛；明朝自萬歷、天啟以后，卻是更加微弱熄滅。明朝早已不是我朝之敵，它自失天下于流民，是上天保佑我朝成為華夏君主。世祖皇帝君臨萬千邦國，圣祖皇帝累世升平昌盛，合蒙古、中原成為一統(tǒng)之國體，并東南極邊遠的番彝各部族都收歸版圖之內(nèi)。自古以來，華夏中國的疆域，直到今日才這樣開闊廣大。凡是生民百姓都應當慶幸慶賀，還將什么中原內(nèi)外、華夏與夷狄民族之分的言論可講呢？曾靜有什么辨說的話，要據(jù)實一一招供出來。欽此。
【原文】
曾靜供：彌天重犯山野無知，于人事無一得通，自犯罪以來，只有惶恐戰(zhàn)栗，萬死待罪而已，更有何說可以分辨？今承高厚之恩，復降諭旨語問。反復細讀，字字句句皆發(fā)從古圣賢所未發(fā)，義蘊精深弘博，已到至處極處。在彌天重犯實無一言可以分疏、解免其罪，但自計當初狂舉之念，處處皆從不知圣德高深，錯執(zhí)人言起見。因念人之五倫，雖有人合、天合之分，其實皆本天而出，根性而具，所以圣人謂之達道。惟其謂之達道，所以通古今、遍四海而不異。五倫之中，又惟君臣、父子為更大。君臣雖從義生，而以人合；父子雖從仁出，而以天合。其實君臣之倫，大過父子之親。蓋以父則對子，其尊只在子一身之上；君乃天下萬物之大父大母，其尊與天配，在萬物之上，故五倫以君臣為首。而所以處之者，彼此有當然各盡之道，本不相期待。在君之職以天自處，所以一切寒暑怨咨有不屑計；而為臣為民者，一身之生殺，唯君所命，不敢以私怨生懟叛之心。雖圣人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br>兩邊平放，其實不相期待。臣之忠君，乃天命之自然，不是因君使臣以禮而后臣得事君以忠，所以朱子注云：“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蓖妗袄碇斎弧彼淖?，見得臣之忠君，原從天出，不是報答君恩。君加恩于臣，在臣固當忠君，即不加恩于臣，而臣亦當忠。誠如圣諭所示：“父雖不滋其子，子不可不順其親；君即不撫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后?！?br>蓋臣之忠君，乃天命之當然，所性之自然，豈計君恩之輕重哉！試看文王遭紂之昏亂而不改小心服事之節(jié)，圣人稱為至德。曾子作《大學》傳，釋“止至善”章，引文王作榜樣，以為止善之極則，曰：“為人臣，止于敬”，而不及湯武者，正為此個緣故。今諭旨謂“撫我則后，虐我則仇”非正論，正合文王、孔、曾之旨。蓋“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乃武王將伐紂而誓師之權詞。湯武之事，本非圣人之得己，但所遇之時不同，究其極而仍合于義耳。初非其所樂為，而可以為法于天下后世也。故必有湯武之至德深仁，而又遇桀紂之昏亂失德，以湯武而遇桀紂，又要看天命，驗民心，方可行得。然在圣人心中，終是不滿，終不免以此為慚，豈后世莽、操等所得借口乎！蓋圣人處此，只為常經(jīng)到此穿絕，理勢不得不變，所以就時地上裁制，不得已而為古今之通義，以持續(xù)天理耳。故此一種道理，非大圣人不能用。所以圣人說個未可與權，虛懸此理于天地間，而未敢輕以許人耳。今我皇上因父子之親則剖析分示，推出此理，兼使彌天重犯得以聞所末聞，此誠不幸中之大幸事也。
【譯文】曾靜供道：“我這彌天重犯本是山野無知之人，對人情事理沒有一件能夠通達的，自從獲罪以來，只有戰(zhàn)栗惶恐，等待以萬死之刑抵罪而已，又有什么話可以分辯？今日承蒙我皇上高厚的恩德，再次降諭旨訊問。反復細讀旨意，字字句句講得都是古代圣賢所未曾闡發(fā)過的道理，內(nèi)中義旨蘊含精深弘博，已達到最高最廣的境界。對我這彌天重犯來講，實在沒有一言一語可以分疏，解免自己的罪過。但自己思量當初的狂妄舉動，處處都是因為不了解皇上圣德高深，錯聽信別人流言而引起的。論說人間的五種倫常，雖有合于人性合于天理的分別，其實都出自于本來的天性，是人的根本性理所應具備的。所以圣賢認為這是達道。只有其認為達道，因此貫通古今，遍傳四海而沒有差異。五倫當中，又只有君臣、父子的倫常為更大。君與臣的關系雖然生自于義理，而合于人性；父與子的關系雖然出自仁德，而合于天理。其實君臣之倫理，超過了父子的親情。父親對自己的兒子，其尊貴只在兒子一人之上。君王本是天下萬物的大父大母，其尊貴與上天齊配，在萬物之上。所以五倫中以君臣的關系為首要，而各自處于不同的地位，彼此都有自己應當盡的職責，原本不能互相期待。居君王的職位以天子自處，世間一切寒暑怨咨不屑于計較，而為臣為民的，自身的生殺命運，只有君王的命令所能決定，不敢因私念而生怨恨叛逆之心。雖然圣賢說過：“君王差使下臣要以禮相待，下臣侍奉君王要報以忠心?！?br>兩邊似乎平等，其實不可互相期待。為臣的忠于君王，是天命的自然之理，不是因為君王差使下臣以禮相待之后，下臣再侍奉君王報以忠心，所以朱熹注疏說：“二者皆是天理當然之事，各應該盡到自己的職責罷了?！?br>推究“天理當然”這四個字，可見得下臣效忠于君王，原就出自于天理，不是為了報答君恩。君王施加恩德于下臣，做下臣的固然應當效忠君王，但即使君王不施加恩德于下臣，下臣也應當效忠于君王，就如皇上圣諭所說的：“父親雖然不慈愛自己的兒子，兒子不能不孝順自己的父親；君王即使不能撫愛自己的臣民，臣民不能不擁戴自己的君王?！边@下臣的效忠君王，本是天命的當然之理，又是人性的自然之理，豈能計較君王恩德的輕重呢！試看周文王遭到殷紂王昏亂對待時而不改小心服侍的事例，圣賢將它稱贊為至德。曾子作《大學》傳注，在“止至善”一章的注釋中，引用周文王的事例作榜樣，認為是達到了善行的極點。他說：“作為人臣，要做到恭敬忠誠?！笔篱g凡是不如商湯、周武王德行的，正是因為這個緣故。如今皇上諭旨說：“撫愛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敵?！?br>這句話并非正確的理論，這正符合周文王、孔子、曾子言行的意旨。所謂“撫愛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敵”，本是周武王準備討伐殷紂王時誓師的權宜之詞。商湯、周武王討伐夏桀、殷紂王，本不是圣賢認為可行之事，但他們遇到的時機不同，，推究其根源仍然是合乎于義理而已。當初也并非他們樂于要做此事，而認為可以效法于天下后世的，所以必然要有商湯、周武王的至德深仁，而又遇上夏桀、商封王的昏亂失德，即使象商湯、周武王而遇上夏桀、商紂王，又要看天命，驗人心，才可行得犯上討伐之事。然而，圣賢心中，到底是不滿意這種行為，始終難免以此而慚愧，豈能是后世王莽、曹操之輩所得到的借口！因為圣賢當時的處境是正常的，經(jīng)義到此已經(jīng)窮絕，事理的趨勢不得不變化，所以就順其天時地利時對昏君實施裁制，不得已而為，以使古今的通義接續(xù)上天理罷了。因此，這種道理，不是大圣大賢的人不能應用。所以圣賢對此也沒有說個可否，空懸此理于天地間，而不敢輕易許上學用而已。如今我皇上因父子的親情而剖析分示，推論出這個道理，也使我這彌天重犯聞知了從沒有聽說的事理，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原文】
因回思我皇上子惠元元，盡六合而皆然，所以撫綏我輩赤子者，本元間于山西、湖廣，而山西之民醇良，湖廣民俗澆悍，幾煩圣慮，迭沛皇恩，以盡撫我之道。今圣德謙光，圣教誠篤，深仁厚澤，歸美圣祖。于此見湖南之民，不唯沐我皇上之深恩，當思忠順，以事其上，即推想圣祖至德，亦無不當輸誠盡分以竭其忠。
況為民當身正義，處覆冒之下，既食毛而踐土，君即不撫其民，民不可不仰戴其君者乎！思量到此，彌天重犯雖粉身碎骨，不足以償萬剮之罪，更有何說可以解脫！況彌天重犯既知感圣祖之深恩而持服盡哀，獨不思推圣祖大德于我皇上而思忠孝順？今明旨詰問及此，雖木石亦當動心，況彌天重犯身帶血氣，有不割肝泣淚者乎！所痛恨者，只為自居山谷，我皇上御極初年，大德尚未遍洽，即為奸言先入，以此遞遞迭聞，遂爾步步生疑。唯其有元年之流謗在心，是以后此之謠傳得以入耳。而奸黨造謗之大，皆與圣祖皇帝為仇為敵之事。以彌天重犯當日看得君父之倫重大，痛當身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撫綏之恩，吃緊此義，不覺透骨徹髓，只思報效于圣祖，思為圣祖皇帝之忠民義士，于義合當為圣祖皇帝舍身致死，以是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誅而不辭耳。即謂惑于呂留良之悖論，在當時尚屬第二、第三義。逆書雖有其說，然亦是看得君父之倫重，故以是勸岳鐘琪耳。其實多為感圣祖皇帝之深恩大德起念，所以圣祖賓天，彌天重犯持服盡哀，發(fā)于至性。在當時悲思，竟有不堪對人者，每暗地流涕拭淚，在己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是。原無意于人知，以為忠孝是讀書人本分事，為各人自盡之道，豈敢希冀人知！一著人知之念，即為偽矣。尚得有忠孝乎！
【譯文】現(xiàn)在回憶思想我皇上愛民如子，四方天下都是一樣，對我們赤子百姓撫愛安綏，本來就不分山西、湖廣，而山西百姓民風醇厚良善，湖廣百姓民俗澆薄強悍，多次煩勞皇上圣慮憂念，屢屢施沛皇恩厚德，以盡撫愛百姓的懿行。
如今我皇上圣德謙光，圣孝誠篤，深仁厚澤，都歸美于圣祖皇帝。于此可見湖南的百姓，不僅是沐受我皇上的深恩，應當思量忠順事從朝廷；即使是推想圣祖皇帝的大德，也應當奉公獻納，盡守職分，以竭盡自己的忠心。何況作臣民的要自身正義，處于朝廷覆蓋之下，既蒙受皇恩，君王即使不撫綏其臣民，臣民卻不可不敬仰擁戴其君王呢！思量到這里，我這彌天重犯雖然是粉身碎骨，也不能夠抵償萬剮之罪，又有什么言語可以解脫辯解！更何況我已感知圣祖皇帝的深恩而持喪服盡哀奠祭，能不思量推想圣祖皇帝的大德于我皇上之身，而盡忠孝順呢？
今皇上明旨訊問到這里，雖然是木石也應當動心，何況這彌天重犯身存血氣，能不割肝泣淚嗎！心中所痛恨的，只因為自己身居山野僻谷，我皇上登基初年，大德尚未遍布浸潤，即被奸黨流言所先傳入，從此謠言連連不斷，逐漸慢慢生有疑心，只有雍正元年的流言謗語暗存于心，才使以后的各種謠傳傳入耳中。而亂賊奸黨們造謠毀謗，多都是些與圣祖皇帝為敵為仇之事。我這彌天重犯當時把君王和父親的倫?？吹弥卮?，痛感自身蒙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撫綏的恩德，認準此義理，不覺透骨徹髓，只思念報效于圣祖皇帝，要做圣祖皇帝的忠民義士，于義理也應當為圣祖皇帝舍身致死，于是輕妄地萌發(fā)了悖逆的念頭，甘愿赴蹈滅門之極刑而不推辭。
就是被惑于呂留良的謬論，在當時還屬于第二、第三層含義。我自撰的叛逆書籍中雖然有些說法，然而也是把君父的倫?？吹弥匾?，因此，以這些理由勸說岳鐘琪而已。其實多為自己感戴圣祖皇帝的深恩大德起念，所以圣祖皇帝升天時，我持喪服盡哀祭奠，發(fā)自于天性良心。在當時悲哀思念圣祖皇帝，竟然不堪于公開眾人面前，只是暗地里流涕拭淚，自己也不知道為何竟然這樣悲哀至深。原來自己也不想使別人得知，認為忠孝是讀書人的本分之事，是各人應盡的職責，怎敢希望別人知曉！一有使人知曉的心念，就是虛偽了。還能說有忠孝之心嗎！
【原文】
前供所以說到此處者，只為彌天重犯犯此大罪，心事未易明白，故緣此以為證據(jù)耳。
其實當日一片赤心肫切并未說到。故在當時，非彌天重犯全然死心，只為譖言流毒，多切緊圣祖皇帝身上。豈意我皇上大孝大德，為圣祖皇帝同德嫡體而更有光者乎！倘若彌天重犯以毫無影響之流言，不察真?zhèn)危顾翞檎_蔑。揆以君臣之義，情同父子之親，彼人有誣彌天重犯之父以盜名，捏彌天重犯之母淫行，在彌天重犯情必不安，必察而辨之，且為之掩護之。而人于我皇上之誣捏，則遽信以為實，漠不加察，較之父子之情，相去懸絕，彌天重犯萬死之罪，實無所逃。但當初之狂舉妄動，而誤信以為實者，亦以圣祖皇帝之恩德在人者深，為民者無不冀圣子圣孫之繼其統(tǒng)。當時心中所期，以為處今日，即皇上偶有德不及圣祖處，在民間亦必為之掩護，不忍宣揚。今所聞如此，且以為言出于京城往來道路人口，并非起于民間，因妄疑圣祖皇帝非有仇于人者，而今日所聞如是，必有其因。況天子本四海之共主，人只有愛戴頌揚，誰甘不良而肯造言訕謗！是以彌天重犯當日，一為從未歷過世路傾險，識透人情有此變詐；二為從未到過京師，得聞奸黨如此陰毒；三為圣德高深，湖山萬里，未得驟聞。因此三事未諳，以致譖謗流言得以亂聽。
況阿其那、塞思黑、允等之奸黨，流布民間，本非一處一種。除充發(fā)廣西外，尚有詭名變跡，借游學為名者，而其所詆誣圣德，多由談文論學引入。山野螻蟻，從何窺測其底里？因此不覺為之搖惑煽動。若奸黨充發(fā)，所過省郡極多，不止湖南一省，即山西地方，豈無此等逆黨流言？獨不能惑人之聽，而唯湖南奸民一聞蜚語，即起叛逆之心？夫奸人有心造謗，每乘人之虛而避人之實，誠以虛則吾言易入，實則吾言易識。故其不肯在山西、河南等近處傳布者，以山西、河南等省離帝都近，往來者多，皇上之至德聲稱，人人所習聞，心中實而有主故也。惟湖南離帝都遠，往來者少，我皇上之至德聲稱，未得遍洽，山谷知之者少，心中虛而易惑故也。非山西與湖南之民全異，實所處之地有不同也。
【譯文】
前番供詞之所以說到這些，只為我犯下如此重罪，心事未能輕易表明，因此講出這些話作為證據(jù)而已，其實當初自己的一片赤誠懇切之心并沒有說到。所以在當時，不是我已經(jīng)全然死心，只因為受譖言流毒所害，忠心多貼緊于圣祖皇帝身上了。豈能想到我皇上大孝大德，本就是圣祖皇帝的同德嫡體并且更有光采呢！如果像我這樣以毫無影響的流言蜚語，不察問真?zhèn)?，便肆意誣蔑毀謗，揆度于君臣的義禮，本就同于父子的親情。他人誣蔑我的父親有盜竊的行為，捏造我的母親有淫蕩的行為，我的心情必然是不安，一定要查問清楚，為父母辯解，并且為他們掩護。而有人對皇上進行誣蔑捏造，自己便信以為真，漠然不予察問，比起對父母的情義，相差懸殊甚遠，我這彌天重犯萬死的罪行，實在是無法逃脫。但是，當初的輕舉妄動，誤聽信謠言而認為是實情，也是因為圣祖皇帝的恩德已經(jīng)深入了人心，作臣民的無不希望朝廷圣子圣孫能繼承其大統(tǒng)。當時心中所想，認為處在今日，即使我皇上偶然有德行不如圣祖皇帝之處，民間的百姓們也必然會為其掩護，不忍心宣揚。今所聞聽的這些傳言，認為都出自于往來京城的人口中，并不是起于民間，因此妄自疑惑圣祖皇帝對人并沒有仇怨，今日聽到傳聞的這些事，必然有其原因，何況天子本是四海天下的共同君主，世人只有愛戴頌揚，誰甘心冒不良之名而肯造謠毀謗呢！這樣我在當時，一是從來未經(jīng)歷過人世道路的傾險，不能識透人情有如何的變換詭詐；二是從未到過京師，不能聞知奸黨亂賊如此陰險歹毒；三是皇上圣德高深，但湖山萬里隔阻，不能及時遍傳知曉。因這三件事不熟悉了解，以至于誤聽信了譖謗流言。
況且阿其那、塞思黑、允等亂賊奸黨，流布于民間，也不是一處一路。除去充配發(fā)放廣西的罪犯外，還有化名變跡，借巡游講學為名的人。而他們詆毀誣蔑皇上圣德，多是從談文論學入手的。山野愚民，又從哪里可以窺測清楚他們的底細來歷呢？因此不知不覺便被他們蠱惑煽動。至于奸黨亂賊獲罪發(fā)配，所經(jīng)過的省郡很多，也不止湖南一省，即使是山西地方，豈能沒有這些逆黨的流言？卻獨自不能惑人是聽，為什么只有湖南的奸民一聽到蜚語，即生起叛逆之心？這奸黨亂賊有心造謠惑眾，多是乘人之虛而避人之實，其心中空虛，流言就容易傳入，其心中踏實，流言就容易被識破。之所以奸黨不肯在山西、河南等近省地方傳布流言，是因為山西、河南等省離京都很近，往來的人多，我皇上至高的德行和聲名，人人都能聞知，心中踏實而有主見。
只有湖南離京都遙遠，往來的人少，我皇上至高的德行和聲名，未能遍布浸潤，山野僻谷聞知圣德的人不多，心中空虛，自然容易被蠱惑煽誘了。這不是山西與湖南的百姓性理全然有分別，實在是所處的地理不同。
【原文】
至若諭旨以華夷之辨，推原于昔之歷代人君不能中外一統(tǒng)，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見。且謂明祖以元末奸民起事，恐人襲其故智，故汲汲以防民奸；其威德不足以撫有蒙古之眾，故兢兢以防邊患；以及先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視為一體，又何以得心悅誠服之效？先有畏慎蒙古之意，而不能視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統(tǒng)之規(guī)？大哉皇言！既與天地同體，復與天地同用。于穆天也，而我皇上配對之，不見其不足；我皇上也，而天全體之，不見其有余。況見透漢、唐、宋、明幾多英主隱曲作用，直同兒戲。不唯德量同天，心公到至處；而且眼界高出日月之上，明察到極處。此等境界，自古帝王所少到，而此等議論，自古圣人所未發(fā)。茍非我皇上身親歷到，焉能辨別到此至處，焉能包容到此極處，焉能闡發(fā)到此至微至細處！況復以感人之道，總歸一誠，尤儼然活露天體之大矣。蓋惟天至誠，惟其至誠，所以覆冒無外，感而遂通。故《中庸》言：“誠”，必推極于天，惟其誠能合乎天，所以高明光大，博厚悠久，與天無異世。此我皇上所以合蒙古，中國成一統(tǒng)之盛，凡天所覆冒者，俱歸版圖，凡屬民生，皆當慶幸，豈有華夷中外之間哉！理到至處，行到極處，雖堯舜復起，亦不能贊一詞。而我皇上不惟規(guī)模弘遠，開中天之隆會；抑且道德廣大，立萬世之成規(guī)。人君不能修身配天，強分中外華夷，到此直堪恥無地矣。況欺世盜名，假竊圣言余唾以混理學之正者，逆天不亦甚歟！至是而益信我朝名義之正，德業(yè)之隆，誠極生民所未有世。猗歟盛哉！【譯文】
至于皇上諭旨所說的華夏夷狄民族之分，推論出原就是由于往昔的歷代君王不能實現(xiàn)中原內(nèi)外一統(tǒng)成規(guī)，而自作這個區(qū)域那個地界的淺薄見解。并且指出明太祖本是元朝末年由奸民起事而興盛起來的，心中惟恐有人沿襲自己的老計謀，所以急切于防護奸民；其聲威德望不能撫綏蒙古部眾，便小心謹慎防護于邊患。先存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視君王與臣民為一體，又怎能得到臣民心悅誠服的收效呢？先懷有畏懼蒙古之意，而不能視中原和邊遠各少數(shù)民族為一家，又怎能形成中原內(nèi)外一統(tǒng)的規(guī)制呢？皇上所言真是英明偉大??！既與天地同為一體，又與天地所共用。對于上天，我皇上的圣明與其相配對，不見得有什么比不上的；對我皇上，以上天全部的德理與其相比較，也不見得有多余的。
況且我皇上見解透徹漢、唐、宋、明幾代諸多英明君主隱蔽委屈的作用，真如兒戲一般。不僅僅是德量齊天，出天公心到最高之處；而且眼界高出日月之上，明察秋毫。此等境界，自古以來的帝王都少見到，而此等議論，自古以來的圣賢都沒有闡發(fā)過。假如不是我皇上所親身經(jīng)歷，怎能辨別到如此至明之處！怎能包容到如此極深之處！又怎能闡發(fā)到如此至微至細之處！況且又將深入感化別人的道理，歸結(jié)為一個誠”字，更儼然顯露出天體的偉大了。只有上天至誠至信，只有我皇上至誠至信，所以覆蓋不分內(nèi)外，感化而通達四方。因此《中庸》評誠信”時，必然推論其可高于上天，只有誠信可合乎天意，所以光明正大，博厚悠久，與上天無異。
我當今皇上所以合蒙古、中原成一統(tǒng)之盛世，凡上天覆蓋之地，俱歸于版圖，所有的臣民百姓，都應當慶幸慶賀，豈能再有什么華夏夷狄內(nèi)外之分！其義理到了最精深之處，品行到了最高尚之處，雖然是堯舜復生再起，也不能被贊頌于同樣的言詞，而我皇上不只是規(guī)模弘遠，開創(chuàng)中天之隆盛，并且道德廣大，立設萬事之成規(guī)。作為人君，如果不能夠修省自身，德行配天，而強要分中原內(nèi)外華夏夷狄，到此只怕是難堪羞愧，無地自容了。何況欺世盜名，假竊圣賢片言只語以混淆理學正論的人，悖逆天意不也是太過分了嗎？因此我更加相信本朝名正義順，德業(yè)大隆，真正是人間所沒有，何其興盛??！
【原文】
奉旨訊問曾靜：你看了山西巡撫石麟奏折，供稱“君臣一倫，情同父子，四海未嘗有異，湖南民習澆漓，奸黨犯罪，充發(fā)廣西，往來通衢，布散流言，致使圣德聲稱，湮郁未洽”等語。夫“扶我則后，虐我則仇”，古有是語，朕于普天之下，一視同仁，湖南、山西之民，固皆撫之如子也。山西民俗醇良，感召天和，連年豐稔，無待朕之大加恩澤。湖南民俗澆悍，乖戾之氣，上干天譴，以致浸間作，荒歉屢告。朕迭沛恩膏，所以子惠而撫綏者，不一而足，尚不得為撫我之后乎！朕揣山西之民，所以趨事赴功者，蓋因圣祖仁皇帝六十余年深仁厚澤，浹髓淪肌，是以一遇國家公事，即輸誠效力，踴躍爭先，如此肫切。試問湖南之民，獨不受圣祖六十余年之恩澤乎！即據(jù)曾靜前供，圣祖賓天之時，亦嘗哭泣盡哀，持服拜祭。夫既感圣祖之深恩，顧不念及朕躬乎！人情于親戚朋友，素相契厚者，或聞其子孫有過失，則必曲為之掩護；或聞其子孫被謗議，則必力為之辨白。況于君臣之間乎！伊之于朕躬，萬無忍于排斥之理，況以毫無影響之流言，不察真?zhèn)味闼翞檎_蔑，敢行悖逆，尚得謂有人心者乎！伊既知君臣之倫，情同父子，今有人誣曾靜之父有盜名，捏其母有淫行，曾靜聞之，忍不與之辨乎？忍不察其言之虛實乎？抑不問其虛實，遽將其父母丑詆唾罵，且著書立說以揚播之乎！伊稱往來奸黨布散流言，被其煽惑。夫奸黨充發(fā)往來之所，不止湖南一省也，即山西地方豈無此等逆黨之流言！乃從無一人被其搖惑煽動者。獨湖南奸民如曾靜之輩，一聞奸徒之蜚語，即起叛逆之心，謂非其性與人殊者乎！且“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之語，亦非正論。
夫君臣、父子皆生民之大倫，父雖不慈其子，子不可不順其親；君即不撫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后。所謂撫我則后，虐我則仇者，在人君以此自警則可耳，若良民必不忍存是心，唯奸民乃是以借其口。然人雖甚無良，亦斷無有以撫為虐者，朕于湖廣已實盡其撫民之道，而不意曾靜輩猶視朕如仇也。至曾靜蠱惑于華夷之辨，此蓋因昔之歷代人君，不能使中外一統(tǒng)，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見耳。朕讀洪武寶訓，見明太祖時時以防民防邊為念。蓋明太祖本以元末奸民起事，恐人襲其故智，故汲汲以防民奸；其威德不足以撫有蒙古之眾，故兢兢以防邊患。然終明之世，屢受蒙古之侵擾，費數(shù)萬萬之生民膏血，中國為之疲敝。而亡明者，即流民李自成也。自古圣人感人之道，惟有一誠，若存籠絡防范之見，即非誠也。我以不誠待之，人亦以不誠應之，此一定之情理。是以明代之君，先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視為一體，又何以得心悅誠服之效！先有畏懼蒙古之意，而不能視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統(tǒng)之規(guī)！雖當時蒙古之人，亦有入中國者，然皆閑散不足數(shù)之輩耳。若因此遂謂蒙古之人臣服于中國，則當時中國之人，亦有入蒙古者，是中國亦曾臣服于蒙古矣。至于我朝興自東海，本非蒙古，向使明代之君果能以至誠之道，統(tǒng)御萬方，使我朝傾心歸往，則我朝入中國而代之，亦無解于篡竊之名矣。
乃我朝自太祖、太宗以來，浸昌浸熾；明代自萬歷、天啟而后，浸微浸熄。明代久已非我朝之敵，彼自失天下于流民，上天眷佑我朝為中國主。世祖君臨萬邦，圣祖重熙累洽，合蒙古、中國一統(tǒng)之盛，并東南極邊番彝諸部俱歸版圖，是從古中國之疆域，至今日而開廓。凡屬生民皆當慶幸者，尚何中外，華夷之可言哉！曾靜有何辨說？據(jù)實逐一供來。欽此。
【譯文】奉皇上諭旨訊問曾靜：你看了山西巡撫石麟的奏折后，供詞中說了“君與臣之間的倫常關系，情深如同父子一般，四海天下沒有不同的。湖南百姓習性強悍，亂賊奸黨犯罪被充發(fā)廣西，往來經(jīng)過湖南通衢要道，散布流言蜚語，造成朝廷圣德聲名阻塞郁結(jié)，不能遍布沾潤”等言語。所謂“撫愛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敵”，古時候便有這種說法。
朕對于普天之下的臣民，一視同仁，湖南、山西的庶民百姓，本來都是撫愛親如子女一樣。山西省百姓俗性醇厚善良，感動上天理氣相和，連年五谷豐登，不需朕再多施恩德。湖南百姓習性澆薄強悍，乖張怨嗟之氣，干冒上天而被譴責，招致災患時時發(fā)作，荒歉屢屢降臨。朕多次施加恩澤，像子女一樣撫綏的百姓，不可盡舉，還不能把朕視為撫愛自己的君王嗎？朕揣量山西省的百姓，所以爭先趨赴官府公差，是因為圣祖皇帝六十余年的深仁厚澤，已浸潤于骨髓、肌朕之中，因此，一遇國家公事，都是獻納忠心，竭誠效力，踴躍爭先，如此忠誠懇切。試問湖南的庶民百姓，就獨自不曾蒙受圣祖皇帝六十余年的恩澤嗎！即使根據(jù)曾靜前番供詞中所說，圣祖皇帝歸天之時，也曾經(jīng)哭泣悲哀，持喪服跪拜祭奠。那么，既感念圣祖皇帝的深恩厚德，能不顧念到朕的身上嗎！世間人情在親戚朋友之間，素常是相互投契，而情義深厚，有的聞知其親朋的子孫犯了過失，就必然曲意為他遮掩袒護；有的聞知其親朋的子孫被人毀謗議論，就必然全力為他辨白解說。何況是君與臣之間的關系呢！你對于朕，絕對沒有忍心于指責貶斥的道理，更何況是聽了毫無根據(jù)的流言蜚語，沒有察辨真假便肆意誣蔑、毀謗，竟敢妄行悖逆之事，還能說有人的良心嗎！
你既然知道君臣之間的倫理綱常，情深如父子關系，如今假使有人誣蔑曾靜的父親有盜竊的行為，有人捏造其母親有淫穢的行為，曾靜聞知后，能忍心不與他們辨說嗎？能忍心不去察問流言的虛實真?zhèn)螁?？或者是不察問其事的虛實，便將自己的父母親詆毀唾罵一番，并且著書立說到處傳揚嗎？你說自己被往來湖南的亂賊奸黨所散布的流言蜚語煽透迷惑，可奸黨亂賊發(fā)配往來的地方，不止是湖南一省，即使是山西地方，豈能沒有這等逆賊奸黨的語言！但卻從沒有一個人被他們煽誘迷惑的，獨有湖南的奸民如曾靜之流，一聽到亂賊奸黨的流言蜚語，立即萌生叛逆之心，莫非其理性與常人不同嗎？并且所謂的“撫愛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敵”
這種說法，也不是正確的理論。君與臣、父與子的關系都是世間生民中大的倫理綱常，父親雖然不慈愛自己的兒子，兒子不能不孝順自己的父親；君王即使不能撫愛自己的臣民，臣民不能不擁戴自己的君王。所謂“撫愛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敵”
這句話對于做君王的來說，要以此自警自律就可以了。若是良善的百姓、必然不忍心存有這個想法，只有奸民才得能把它作為借口。然而世人再有不良善者，也斷然不會有將撫綏作為虐害的。我對湖廣等地已盡了撫愛化育的心愿，而不料想曾靜之流竟視我如仇敵了。至于曾靜被中原和邊遠夷狄各民族的辨別之說所誘惑，是因為往昔歷代的君王，不能使中原和夷狄統(tǒng)一為一體，而自作這個區(qū)域那個地界的淺薄見解罷了。我曾讀明代洪武皇帝的寶訓，見明太祖時時以防護百姓、防護邊患為自己的心念。
由于明太祖本是元朝末年由奸民起事而興盛的，心中唯恐有人沿襲自己的老計謀，所以急切于防護奸民；由于明太祖聲威德望不能撫綏蒙古部眾，便小心謹慎防護于邊患。然而明朝末年，多次遭受蒙古侵擾，耗費了數(shù)萬萬民間的財富，全國為此疲敝不堪，但滅亡明朝的，是流民李自成。自古圣賢之人感化別人的做法。只有一個誠字，如果存有籠絡和防范之心，就是沒有誠意。我既然以不誠對待別人，別人也以不誠回應于我，這是必然的情理。就以明朝的君王來說，先存有猜疑臣民之心，而不能視君王與臣民為一體，又怎能得到臣民心悅誠服的收效呢！先懷有畏懼蒙古之意，而不能視中原和近遠各少數(shù)民族為一家，又怎能形成中原內(nèi)外一統(tǒng)的規(guī)制呢！
雖然當時蒙古人也有來到中原的，但都是些不值一提的閑散之輩而已。如果因此便說蒙古人臣服于中原，那么當時中原之人，也有前往蒙古的，是中原人也曾經(jīng)臣服于蒙古了。至于我朝，興起于遼東海隅，本不是蒙古部族。假使過去明朝君王能以精誠至信的準則，統(tǒng)御海內(nèi)四方，使我朝傾心歸往，那么我朝入主中原而代之，也不會被理解為篡奪竊位的惡名了。我朝自太祖、太宗以來，愈益昌明熾盛；明朝自萬歷、天啟以后，卻是更加微弱熄滅。明朝早已不是我朝之敵，它自失天下于流民，是上天保佑我朝成為華夏君主。世祖皇帝君臨萬千邦國，圣祖皇帝累世升平昌盛，合蒙古、中原成為一統(tǒng)之國體，并東南極邊遠的番彝各部族都收歸版圖之內(nèi)。自古以來，華夏中國的疆域，直到今日才這樣開闊廣大。凡是生民百姓都應當慶幸慶賀，還將什么中原內(nèi)外、華夏與夷狄民族之分的言論可講呢？曾靜有什么辨說的話，要據(jù)實一一招供出來。欽此。
【原文】
曾靜供：彌天重犯山野無知，于人事無一得通，自犯罪以來，只有惶恐戰(zhàn)栗，萬死待罪而已，更有何說可以分辨？今承高厚之恩，復降諭旨語問。反復細讀，字字句句皆發(fā)從古圣賢所未發(fā)，義蘊精深弘博，已到至處極處。在彌天重犯實無一言可以分疏、解免其罪，但自計當初狂舉之念，處處皆從不知圣德高深，錯執(zhí)人言起見。因念人之五倫，雖有人合、天合之分，其實皆本天而出，根性而具，所以圣人謂之達道。惟其謂之達道，所以通古今、遍四海而不異。五倫之中，又惟君臣、父子為更大。君臣雖從義生，而以人合；父子雖從仁出，而以天合。其實君臣之倫，大過父子之親。蓋以父則對子，其尊只在子一身之上；君乃天下萬物之大父大母，其尊與天配，在萬物之上，故五倫以君臣為首。而所以處之者，彼此有當然各盡之道，本不相期待。在君之職以天自處，所以一切寒暑怨咨有不屑計；而為臣為民者，一身之生殺，唯君所命，不敢以私怨生懟叛之心。雖圣人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br>兩邊平放，其實不相期待。臣之忠君，乃天命之自然，不是因君使臣以禮而后臣得事君以忠，所以朱子注云：“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蓖妗袄碇斎弧彼淖?，見得臣之忠君，原從天出，不是報答君恩。君加恩于臣，在臣固當忠君，即不加恩于臣，而臣亦當忠。誠如圣諭所示：“父雖不滋其子，子不可不順其親；君即不撫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后?！?br>蓋臣之忠君，乃天命之當然，所性之自然，豈計君恩之輕重哉！試看文王遭紂之昏亂而不改小心服事之節(jié)，圣人稱為至德。曾子作《大學》傳，釋“止至善”章，引文王作榜樣，以為止善之極則，曰：“為人臣，止于敬”，而不及湯武者，正為此個緣故。今諭旨謂“撫我則后，虐我則仇”非正論，正合文王、孔、曾之旨。蓋“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乃武王將伐紂而誓師之權詞。湯武之事，本非圣人之得己，但所遇之時不同，究其極而仍合于義耳。初非其所樂為，而可以為法于天下后世也。故必有湯武之至德深仁，而又遇桀紂之昏亂失德，以湯武而遇桀紂，又要看天命，驗民心，方可行得。然在圣人心中，終是不滿，終不免以此為慚，豈后世莽、操等所得借口乎！蓋圣人處此，只為常經(jīng)到此穿絕，理勢不得不變，所以就時地上裁制，不得已而為古今之通義，以持續(xù)天理耳。故此一種道理，非大圣人不能用。所以圣人說個未可與權，虛懸此理于天地間，而未敢輕以許人耳。今我皇上因父子之親則剖析分示，推出此理，兼使彌天重犯得以聞所末聞，此誠不幸中之大幸事也。
【譯文】曾靜供道：“我這彌天重犯本是山野無知之人，對人情事理沒有一件能夠通達的，自從獲罪以來，只有戰(zhàn)栗惶恐，等待以萬死之刑抵罪而已，又有什么話可以分辯？今日承蒙我皇上高厚的恩德，再次降諭旨訊問。反復細讀旨意，字字句句講得都是古代圣賢所未曾闡發(fā)過的道理，內(nèi)中義旨蘊含精深弘博，已達到最高最廣的境界。對我這彌天重犯來講，實在沒有一言一語可以分疏，解免自己的罪過。但自己思量當初的狂妄舉動，處處都是因為不了解皇上圣德高深，錯聽信別人流言而引起的。論說人間的五種倫常，雖有合于人性合于天理的分別，其實都出自于本來的天性，是人的根本性理所應具備的。所以圣賢認為這是達道。只有其認為達道，因此貫通古今，遍傳四海而沒有差異。五倫當中，又只有君臣、父子的倫常為更大。君與臣的關系雖然生自于義理，而合于人性；父與子的關系雖然出自仁德，而合于天理。其實君臣之倫理，超過了父子的親情。父親對自己的兒子，其尊貴只在兒子一人之上。君王本是天下萬物的大父大母，其尊貴與上天齊配，在萬物之上。所以五倫中以君臣的關系為首要，而各自處于不同的地位，彼此都有自己應當盡的職責，原本不能互相期待。居君王的職位以天子自處，世間一切寒暑怨咨不屑于計較，而為臣為民的，自身的生殺命運，只有君王的命令所能決定，不敢因私念而生怨恨叛逆之心。雖然圣賢說過：“君王差使下臣要以禮相待，下臣侍奉君王要報以忠心?！?br>兩邊似乎平等，其實不可互相期待。為臣的忠于君王，是天命的自然之理，不是因為君王差使下臣以禮相待之后，下臣再侍奉君王報以忠心，所以朱熹注疏說：“二者皆是天理當然之事，各應該盡到自己的職責罷了?！?br>推究“天理當然”這四個字，可見得下臣效忠于君王，原就出自于天理，不是為了報答君恩。君王施加恩德于下臣，做下臣的固然應當效忠君王，但即使君王不施加恩德于下臣，下臣也應當效忠于君王，就如皇上圣諭所說的：“父親雖然不慈愛自己的兒子，兒子不能不孝順自己的父親；君王即使不能撫愛自己的臣民，臣民不能不擁戴自己的君王?！边@下臣的效忠君王，本是天命的當然之理，又是人性的自然之理，豈能計較君王恩德的輕重呢！試看周文王遭到殷紂王昏亂對待時而不改小心服侍的事例，圣賢將它稱贊為至德。曾子作《大學》傳注，在“止至善”一章的注釋中，引用周文王的事例作榜樣，認為是達到了善行的極點。他說：“作為人臣，要做到恭敬忠誠?！笔篱g凡是不如商湯、周武王德行的，正是因為這個緣故。如今皇上諭旨說：“撫愛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敵?！?br>這句話并非正確的理論，這正符合周文王、孔子、曾子言行的意旨。所謂“撫愛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敵”，本是周武王準備討伐殷紂王時誓師的權宜之詞。商湯、周武王討伐夏桀、殷紂王，本不是圣賢認為可行之事，但他們遇到的時機不同，，推究其根源仍然是合乎于義理而已。當初也并非他們樂于要做此事，而認為可以效法于天下后世的，所以必然要有商湯、周武王的至德深仁，而又遇上夏桀、商封王的昏亂失德，即使象商湯、周武王而遇上夏桀、商紂王，又要看天命，驗人心，才可行得犯上討伐之事。然而，圣賢心中，到底是不滿意這種行為，始終難免以此而慚愧，豈能是后世王莽、曹操之輩所得到的借口！因為圣賢當時的處境是正常的，經(jīng)義到此已經(jīng)窮絕，事理的趨勢不得不變化，所以就順其天時地利時對昏君實施裁制，不得已而為，以使古今的通義接續(xù)上天理罷了。因此，這種道理，不是大圣大賢的人不能應用。所以圣賢對此也沒有說個可否，空懸此理于天地間，而不敢輕易許上學用而已。如今我皇上因父子的親情而剖析分示，推論出這個道理，也使我這彌天重犯聞知了從沒有聽說的事理，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原文】
因回思我皇上子惠元元，盡六合而皆然，所以撫綏我輩赤子者，本元間于山西、湖廣，而山西之民醇良，湖廣民俗澆悍，幾煩圣慮，迭沛皇恩，以盡撫我之道。今圣德謙光，圣教誠篤，深仁厚澤，歸美圣祖。于此見湖南之民，不唯沐我皇上之深恩，當思忠順，以事其上，即推想圣祖至德，亦無不當輸誠盡分以竭其忠。
況為民當身正義，處覆冒之下，既食毛而踐土，君即不撫其民，民不可不仰戴其君者乎！思量到此，彌天重犯雖粉身碎骨，不足以償萬剮之罪，更有何說可以解脫！況彌天重犯既知感圣祖之深恩而持服盡哀，獨不思推圣祖大德于我皇上而思忠孝順？今明旨詰問及此，雖木石亦當動心，況彌天重犯身帶血氣，有不割肝泣淚者乎！所痛恨者，只為自居山谷，我皇上御極初年，大德尚未遍洽，即為奸言先入，以此遞遞迭聞，遂爾步步生疑。唯其有元年之流謗在心，是以后此之謠傳得以入耳。而奸黨造謗之大，皆與圣祖皇帝為仇為敵之事。以彌天重犯當日看得君父之倫重大，痛當身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撫綏之恩，吃緊此義，不覺透骨徹髓，只思報效于圣祖，思為圣祖皇帝之忠民義士，于義合當為圣祖皇帝舍身致死，以是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誅而不辭耳。即謂惑于呂留良之悖論，在當時尚屬第二、第三義。逆書雖有其說，然亦是看得君父之倫重，故以是勸岳鐘琪耳。其實多為感圣祖皇帝之深恩大德起念，所以圣祖賓天，彌天重犯持服盡哀，發(fā)于至性。在當時悲思，竟有不堪對人者，每暗地流涕拭淚，在己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是。原無意于人知，以為忠孝是讀書人本分事，為各人自盡之道，豈敢希冀人知！一著人知之念，即為偽矣。尚得有忠孝乎！
【譯文】現(xiàn)在回憶思想我皇上愛民如子，四方天下都是一樣，對我們赤子百姓撫愛安綏，本來就不分山西、湖廣，而山西百姓民風醇厚良善，湖廣百姓民俗澆薄強悍，多次煩勞皇上圣慮憂念，屢屢施沛皇恩厚德，以盡撫愛百姓的懿行。
如今我皇上圣德謙光，圣孝誠篤，深仁厚澤，都歸美于圣祖皇帝。于此可見湖南的百姓，不僅是沐受我皇上的深恩，應當思量忠順事從朝廷；即使是推想圣祖皇帝的大德，也應當奉公獻納，盡守職分，以竭盡自己的忠心。何況作臣民的要自身正義，處于朝廷覆蓋之下，既蒙受皇恩，君王即使不撫綏其臣民，臣民卻不可不敬仰擁戴其君王呢！思量到這里，我這彌天重犯雖然是粉身碎骨，也不能夠抵償萬剮之罪，又有什么言語可以解脫辯解！更何況我已感知圣祖皇帝的深恩而持喪服盡哀奠祭，能不思量推想圣祖皇帝的大德于我皇上之身，而盡忠孝順呢？
今皇上明旨訊問到這里，雖然是木石也應當動心，何況這彌天重犯身存血氣，能不割肝泣淚嗎！心中所痛恨的，只因為自己身居山野僻谷，我皇上登基初年，大德尚未遍布浸潤，即被奸黨流言所先傳入，從此謠言連連不斷，逐漸慢慢生有疑心，只有雍正元年的流言謗語暗存于心，才使以后的各種謠傳傳入耳中。而亂賊奸黨們造謠毀謗，多都是些與圣祖皇帝為敵為仇之事。我這彌天重犯當時把君王和父親的倫?？吹弥卮?，痛感自身蒙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撫綏的恩德，認準此義理，不覺透骨徹髓，只思念報效于圣祖皇帝，要做圣祖皇帝的忠民義士，于義理也應當為圣祖皇帝舍身致死，于是輕妄地萌發(fā)了悖逆的念頭，甘愿赴蹈滅門之極刑而不推辭。
就是被惑于呂留良的謬論，在當時還屬于第二、第三層含義。我自撰的叛逆書籍中雖然有些說法，然而也是把君父的倫?？吹弥匾?，因此，以這些理由勸說岳鐘琪而已。其實多為自己感戴圣祖皇帝的深恩大德起念，所以圣祖皇帝升天時，我持喪服盡哀祭奠，發(fā)自于天性良心。在當時悲哀思念圣祖皇帝，竟然不堪于公開眾人面前，只是暗地里流涕拭淚，自己也不知道為何竟然這樣悲哀至深。原來自己也不想使別人得知，認為忠孝是讀書人的本分之事，是各人應盡的職責，怎敢希望別人知曉！一有使人知曉的心念，就是虛偽了。還能說有忠孝之心嗎！
【原文】
前供所以說到此處者，只為彌天重犯犯此大罪，心事未易明白，故緣此以為證據(jù)耳。
其實當日一片赤心肫切并未說到。故在當時，非彌天重犯全然死心，只為譖言流毒，多切緊圣祖皇帝身上。豈意我皇上大孝大德，為圣祖皇帝同德嫡體而更有光者乎！倘若彌天重犯以毫無影響之流言，不察真?zhèn)危顾翞檎_蔑。揆以君臣之義，情同父子之親，彼人有誣彌天重犯之父以盜名，捏彌天重犯之母淫行，在彌天重犯情必不安，必察而辨之，且為之掩護之。而人于我皇上之誣捏，則遽信以為實，漠不加察，較之父子之情，相去懸絕，彌天重犯萬死之罪，實無所逃。但當初之狂舉妄動，而誤信以為實者，亦以圣祖皇帝之恩德在人者深，為民者無不冀圣子圣孫之繼其統(tǒng)。當時心中所期，以為處今日，即皇上偶有德不及圣祖處，在民間亦必為之掩護，不忍宣揚。今所聞如此，且以為言出于京城往來道路人口，并非起于民間，因妄疑圣祖皇帝非有仇于人者，而今日所聞如是，必有其因。況天子本四海之共主，人只有愛戴頌揚，誰甘不良而肯造言訕謗！是以彌天重犯當日，一為從未歷過世路傾險，識透人情有此變詐；二為從未到過京師，得聞奸黨如此陰毒；三為圣德高深，湖山萬里，未得驟聞。因此三事未諳，以致譖謗流言得以亂聽。
況阿其那、塞思黑、允等之奸黨，流布民間，本非一處一種。除充發(fā)廣西外，尚有詭名變跡，借游學為名者，而其所詆誣圣德，多由談文論學引入。山野螻蟻，從何窺測其底里？因此不覺為之搖惑煽動。若奸黨充發(fā)，所過省郡極多，不止湖南一省，即山西地方，豈無此等逆黨流言？獨不能惑人之聽，而唯湖南奸民一聞蜚語，即起叛逆之心？夫奸人有心造謗，每乘人之虛而避人之實，誠以虛則吾言易入，實則吾言易識。故其不肯在山西、河南等近處傳布者，以山西、河南等省離帝都近，往來者多，皇上之至德聲稱，人人所習聞，心中實而有主故也。惟湖南離帝都遠，往來者少，我皇上之至德聲稱，未得遍洽，山谷知之者少，心中虛而易惑故也。非山西與湖南之民全異，實所處之地有不同也。
【譯文】
前番供詞之所以說到這些，只為我犯下如此重罪，心事未能輕易表明，因此講出這些話作為證據(jù)而已，其實當初自己的一片赤誠懇切之心并沒有說到。所以在當時，不是我已經(jīng)全然死心，只因為受譖言流毒所害，忠心多貼緊于圣祖皇帝身上了。豈能想到我皇上大孝大德，本就是圣祖皇帝的同德嫡體并且更有光采呢！如果像我這樣以毫無影響的流言蜚語，不察問真?zhèn)?，便肆意誣蔑毀謗，揆度于君臣的義禮，本就同于父子的親情。他人誣蔑我的父親有盜竊的行為，捏造我的母親有淫蕩的行為，我的心情必然是不安，一定要查問清楚，為父母辯解，并且為他們掩護。而有人對皇上進行誣蔑捏造，自己便信以為真，漠然不予察問，比起對父母的情義，相差懸殊甚遠，我這彌天重犯萬死的罪行，實在是無法逃脫。但是，當初的輕舉妄動，誤聽信謠言而認為是實情，也是因為圣祖皇帝的恩德已經(jīng)深入了人心，作臣民的無不希望朝廷圣子圣孫能繼承其大統(tǒng)。當時心中所想，認為處在今日，即使我皇上偶然有德行不如圣祖皇帝之處，民間的百姓們也必然會為其掩護，不忍心宣揚。今所聞聽的這些傳言，認為都出自于往來京城的人口中，并不是起于民間，因此妄自疑惑圣祖皇帝對人并沒有仇怨，今日聽到傳聞的這些事，必然有其原因，何況天子本是四海天下的共同君主，世人只有愛戴頌揚，誰甘心冒不良之名而肯造謠毀謗呢！這樣我在當時，一是從來未經(jīng)歷過人世道路的傾險，不能識透人情有如何的變換詭詐；二是從未到過京師，不能聞知奸黨亂賊如此陰險歹毒；三是皇上圣德高深，但湖山萬里隔阻，不能及時遍傳知曉。因這三件事不熟悉了解，以至于誤聽信了譖謗流言。
況且阿其那、塞思黑、允等亂賊奸黨，流布于民間，也不是一處一路。除去充配發(fā)放廣西的罪犯外，還有化名變跡，借巡游講學為名的人。而他們詆毀誣蔑皇上圣德，多是從談文論學入手的。山野愚民，又從哪里可以窺測清楚他們的底細來歷呢？因此不知不覺便被他們蠱惑煽動。至于奸黨亂賊獲罪發(fā)配，所經(jīng)過的省郡很多，也不止湖南一省，即使是山西地方，豈能沒有這些逆黨的流言？卻獨自不能惑人是聽，為什么只有湖南的奸民一聽到蜚語，即生起叛逆之心？這奸黨亂賊有心造謠惑眾，多是乘人之虛而避人之實，其心中空虛，流言就容易傳入，其心中踏實，流言就容易被識破。之所以奸黨不肯在山西、河南等近省地方傳布流言，是因為山西、河南等省離京都很近，往來的人多，我皇上至高的德行和聲名，人人都能聞知，心中踏實而有主見。
只有湖南離京都遙遠，往來的人少，我皇上至高的德行和聲名，未能遍布浸潤，山野僻谷聞知圣德的人不多，心中空虛，自然容易被蠱惑煽誘了。這不是山西與湖南的百姓性理全然有分別，實在是所處的地理不同。
【原文】
至若諭旨以華夷之辨，推原于昔之歷代人君不能中外一統(tǒng)，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見。且謂明祖以元末奸民起事，恐人襲其故智，故汲汲以防民奸；其威德不足以撫有蒙古之眾，故兢兢以防邊患；以及先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視為一體，又何以得心悅誠服之效？先有畏慎蒙古之意，而不能視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統(tǒng)之規(guī)？大哉皇言！既與天地同體，復與天地同用。于穆天也，而我皇上配對之，不見其不足；我皇上也，而天全體之，不見其有余。況見透漢、唐、宋、明幾多英主隱曲作用，直同兒戲。不唯德量同天，心公到至處；而且眼界高出日月之上，明察到極處。此等境界，自古帝王所少到，而此等議論，自古圣人所未發(fā)。茍非我皇上身親歷到，焉能辨別到此至處，焉能包容到此極處，焉能闡發(fā)到此至微至細處！況復以感人之道，總歸一誠，尤儼然活露天體之大矣。蓋惟天至誠，惟其至誠，所以覆冒無外，感而遂通。故《中庸》言：“誠”，必推極于天，惟其誠能合乎天，所以高明光大，博厚悠久，與天無異世。此我皇上所以合蒙古，中國成一統(tǒng)之盛，凡天所覆冒者，俱歸版圖，凡屬民生，皆當慶幸，豈有華夷中外之間哉！理到至處，行到極處，雖堯舜復起，亦不能贊一詞。而我皇上不惟規(guī)模弘遠，開中天之隆會；抑且道德廣大，立萬世之成規(guī)。人君不能修身配天，強分中外華夷，到此直堪恥無地矣。況欺世盜名，假竊圣言余唾以混理學之正者，逆天不亦甚歟！至是而益信我朝名義之正，德業(yè)之隆，誠極生民所未有世。猗歟盛哉！【譯文】
至于皇上諭旨所說的華夏夷狄民族之分，推論出原就是由于往昔的歷代君王不能實現(xiàn)中原內(nèi)外一統(tǒng)成規(guī)，而自作這個區(qū)域那個地界的淺薄見解。并且指出明太祖本是元朝末年由奸民起事而興盛起來的，心中惟恐有人沿襲自己的老計謀，所以急切于防護奸民；其聲威德望不能撫綏蒙古部眾，便小心謹慎防護于邊患。先存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視君王與臣民為一體，又怎能得到臣民心悅誠服的收效呢？先懷有畏懼蒙古之意，而不能視中原和邊遠各少數(shù)民族為一家，又怎能形成中原內(nèi)外一統(tǒng)的規(guī)制呢？皇上所言真是英明偉大??！既與天地同為一體，又與天地所共用。對于上天，我皇上的圣明與其相配對，不見得有什么比不上的；對我皇上，以上天全部的德理與其相比較，也不見得有多余的。
況且我皇上見解透徹漢、唐、宋、明幾代諸多英明君主隱蔽委屈的作用，真如兒戲一般。不僅僅是德量齊天，出天公心到最高之處；而且眼界高出日月之上，明察秋毫。此等境界，自古以來的帝王都少見到，而此等議論，自古以來的圣賢都沒有闡發(fā)過。假如不是我皇上所親身經(jīng)歷，怎能辨別到如此至明之處！怎能包容到如此極深之處！又怎能闡發(fā)到如此至微至細之處！況且又將深入感化別人的道理，歸結(jié)為一個誠”字，更儼然顯露出天體的偉大了。只有上天至誠至信，只有我皇上至誠至信，所以覆蓋不分內(nèi)外，感化而通達四方。因此《中庸》評誠信”時，必然推論其可高于上天，只有誠信可合乎天意，所以光明正大，博厚悠久，與上天無異。
我當今皇上所以合蒙古、中原成一統(tǒng)之盛世，凡上天覆蓋之地，俱歸于版圖，所有的臣民百姓，都應當慶幸慶賀，豈能再有什么華夏夷狄內(nèi)外之分！其義理到了最精深之處，品行到了最高尚之處，雖然是堯舜復生再起，也不能被贊頌于同樣的言詞，而我皇上不只是規(guī)模弘遠，開創(chuàng)中天之隆盛，并且道德廣大，立設萬事之成規(guī)。作為人君，如果不能夠修省自身，德行配天，而強要分中原內(nèi)外華夏夷狄，到此只怕是難堪羞愧，無地自容了。何況欺世盜名，假竊圣賢片言只語以混淆理學正論的人，悖逆天意不也是太過分了嗎？因此我更加相信本朝名正義順，德業(yè)大隆，真正是人間所沒有，何其興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