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產(chǎn)生《文心雕龍》的歷史條件
作者：陸侃如 牟世金《文心雕龍》在南朝齊梁之際出現(xiàn)，當然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必然的歷史因素。
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古代史上一個大分裂、大動亂而又是大融合的時期。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統(tǒng)治階級內部矛盾，在這個期間錯綜交織，十分尖銳。這種情況雖然和《文心雕龍》的產(chǎn)生沒有直接聯(lián)系，但《文心雕龍》的出現(xiàn)于齊梁時期，又和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分割不開。
文學理論是創(chuàng)作經(jīng)驗教訓的總結。而這個時期文學創(chuàng)作上可資總結的經(jīng)驗教訓極為豐富，這就和漢末以來動亂分裂的局面，有著較為密切的關系。正如劉勰在《時序》篇所說，本期文學歷史的第一頁，建安文學的出現(xiàn)，就“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歷史的狂潮不僅把文人們卷到“世積亂離”的現(xiàn)實生活中去，使之多少接觸到一些時代的氣息，反映了一些“風衰俗怨”，而且在現(xiàn)實的教育和啟迪下，拋開了漢儒死守章句的老路，從而逐步認識到文學藝術的獨立意義。劉勰的崇儒思想是濃厚的，但他不僅看到漢末以來“通人惡煩，羞學章句”（《論說》）的現(xiàn)象，還總結了文學發(fā)展史上一大教訓：
然中興之后，群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jīng)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時序》）
這是說：自光武中興以后，東漢時期的作家們所走的道路和過去不同了，無論文辭和內容，都要以儒家經(jīng)典為依據(jù)，使此期創(chuàng)作靡于儒風。雖然講的很委婉，但東漢濃厚的經(jīng)學風氣對一切文章寫作的嚴重影響是明顯的。因此，劉勰不能不承認這樣的事實：“其余風遺文，蓋蔑如也?！睎|漢時期其所以沒有留下什么有價值的文學作品，主要就由于死守章句，作者提筆為文，就要“斟酌經(jīng)辭”。經(jīng)過漢末大亂，文人們開始有所覺醒了，甚至像曹植那樣身為王侯的作者，也大膽地寫道：“滔蕩固大節(jié)，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無愿為世儒?！?這是文人作者思想的一次大解放。正因為有這個思想大解放，才出現(xiàn)了“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的建安文學。這時除曹氏父子和著名的“建安七子”外，還涌現(xiàn)出“蓋將百計”5的大批文人。建安（公元196—220年）時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6，才出現(xiàn)了歷史上所謂“文學的自覺時代”。7
從建安到晉宋，詩文創(chuàng)作之盛，有增無已。宋文帝時，便于儒學、玄學、史學三館之外，另立文學館；宋明帝設總明觀，也分儒、道、文、史、陰陽五部。這是從封建統(tǒng)治機構上正式承認“文學”獨立于儒學之外的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到了南朝，更由于歷代帝王的愛好和提倡8，于是出現(xiàn)了鐘嶸所說的情況：“今之士俗，斯風熾矣。才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初識文學的童少，就拼命做起詩來，因而這時世族文人中出現(xiàn)“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盛況，是不足為奇的。 文學創(chuàng)作上這種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是產(chǎn)生文學評論的直接原因。當時的人對這種必要性已經(jīng)看到一些了。如蕭繹所說：
諸子興于戰(zhàn)國，文集盛于兩漢，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敘情志，敦風俗，其弊者只以煩簡牘，疲后生。往者既積，來者未已，翹足志學，白首不遍；或昔之所重今反輕，今之所重古之所賤。嗟我后生博達之士，有能品藻異同，刪整蕪穢，使卷無瑕砧，覽無遺功，可謂學矣。 10
這是從品評作品，指導閱讀的要求提出的。在詩文創(chuàng)作大量問世之后，這個問題的提出是有其必然性的。文集越來越多，一個人從小到老，一輩子也讀不完；而這些作品又良莠不齊，蕪穢叢生，所以需要評論家加以銓衡，而去蕪存精。不過，對文學作品的評論，當時不是沒有，而是和文學創(chuàng)作一樣：過甚過濫。有作品出現(xiàn)，必然就會有人予以品評，隨著“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出現(xiàn)，“家有詆河，人相掎摭”11的情形也應運而生了。鐘嶸曾講到當時文學批評的混亂情況：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余，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并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12 文學評論在當時是不乏其人的，不過多是達官貴人在“博論之余”的信口雌黃。他們各隨所好，沒有任何準則。這當然不單是個批評標準問題，還必須從理論上解決一系列文學藝術的基本原理，文學批評才能有所依據(jù)。所以，為了澄清當時文學批評的混亂，指導正確的文學批評，也迫切地需要文學理論的建立。
而文學理論更重要的任務，還在于總結經(jīng)驗以指導創(chuàng)作。如劉勰在《情采》篇所講“立文之本源”，《體性》篇所講“文之司南”，以及《總術》篇所講“執(zhí)術馭篇”等，《文心雕龍》中論述這種寫作原理或方法的甚多，這部著作所企圖解決的主要問題正在于此。在這個問題上，就有著更為復雜的時代關系了。建安以后，文學創(chuàng)作的盛熾，與文學擺脫儒學的束縛而獨立發(fā)展有很大關系。但自漢末儒學衰微以來，代之而起的是魏晉玄學。從正始（公元241—249年）年間開始，就“聃周（老莊）當路，與尼父爭涂矣”（《論說》）。東晉以后，佛學漸盛，除更加助長了玄風的泛濫，佛教思想對此期文學創(chuàng)作，也有著重要的影響：
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勝，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佛教謂過去、現(xiàn)在、未來為“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13 “詩、騷之體盡矣”，和鐘嶸所說“建安風力盡矣”所指略同。老莊佛道思想彌漫魏晉詩壇，前后達二百年之久，到南朝宋初，雖然“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明詩》），其實山水詩的產(chǎn)生和流行，和佛老思想也是分不開的。山水詩，實際上是玄言詩的繼續(xù)和發(fā)展。這是建安以后文學創(chuàng)作情況的一個方面。
從西晉太康（公元281—289年）時期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出現(xiàn)了的另一情況，是過分追求文辭藻飾的形式主義趨向明顯地出現(xiàn)了。這種風氣到南朝而又有惡性發(fā)展，即劉勰在《明詩》篇所說：“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碧貏e是齊梁以后，更由唯美主義發(fā)展而為庸俗的色情文學，寫下了文學史上極不光彩的一頁。
怎樣對待這種文學發(fā)展趨勢，就是《文心雕龍》所面臨的歷史任務，也就是產(chǎn)生《文心雕龍》的具體原因。文學藝術突破儒家思想的牢籠而獨立，剛剛進入它自己的發(fā)展歷史上一個新的里程，為什么很快就走上了歧途呢？老莊玄學，固然給此期文學發(fā)展帶來極壞的影響，但玄學也好，佛學也好，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形式主義傾向也好，都來自一個總的根源，就是魏晉以來世族制度造成的嚴重的階級矛盾和統(tǒng)治階級的內部矛盾。儒學的衰微，除了它本身的原因外，也是和漢末以來的社會現(xiàn)實有關的。魏晉以后的思想領域，儒學失去控制力量，固然給玄風獨扇和佛教大行以乘虛而入的機會，但主要還是腐朽的世族制度造成極為黑暗恐怖的政治局面，大量文人慘遭殺害，從而為老莊佛道思想的繁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統(tǒng)治階級既企圖借以麻醉人民群眾，一般士大夫文人也從中尋求精神寄托而遠世避害。另一方面，壟斷一切的世族地主又為自己的享樂所需，把持文壇，附庸風雅。但他們除了追逐文辭采飾，就只好無病呻吟，為文造情。劉宋以降，所謂“家家有制，人人有集”，主要就是這樣一些東西。太康以后文學創(chuàng)作的必然走向形式主義，這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以上就是產(chǎn)生《文心雕龍》的歷史背景，也是《文心雕龍》之所以出現(xiàn)于齊梁時期的種種原因。從建安開始，文學藝術進入獨立發(fā)展的新時期以后，文學理論上要探討、要解決的新問題本來是很多的，加上魏晉以來這樣一個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文學藝術的發(fā)展，不能不經(jīng)歷一段曲折而復雜的道路。這樣，文學理論上迫切地需要研究和解決的問題就更多了。從曹丕的《典論·論文》以后，魏晉南北朝時期有關文論的著作特多，正是這個原因；而《文心雕龍》的產(chǎn)生，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的集大成者。
總上所述可見，《文心雕龍》是既總結前人創(chuàng)作經(jīng)驗，更針對當時創(chuàng)作傾向，也匯總了歷代文學理論成就的一部重要著作。首先了解這些情況，對于理解劉勰在這部書中提出些什么問題，怎樣解決這些問題，以及他主張什么和反對什么，是很有必要的。
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古代史上一個大分裂、大動亂而又是大融合的時期。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統(tǒng)治階級內部矛盾，在這個期間錯綜交織，十分尖銳。這種情況雖然和《文心雕龍》的產(chǎn)生沒有直接聯(lián)系，但《文心雕龍》的出現(xiàn)于齊梁時期，又和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分割不開。
文學理論是創(chuàng)作經(jīng)驗教訓的總結。而這個時期文學創(chuàng)作上可資總結的經(jīng)驗教訓極為豐富，這就和漢末以來動亂分裂的局面，有著較為密切的關系。正如劉勰在《時序》篇所說，本期文學歷史的第一頁，建安文學的出現(xiàn)，就“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歷史的狂潮不僅把文人們卷到“世積亂離”的現(xiàn)實生活中去，使之多少接觸到一些時代的氣息，反映了一些“風衰俗怨”，而且在現(xiàn)實的教育和啟迪下，拋開了漢儒死守章句的老路，從而逐步認識到文學藝術的獨立意義。劉勰的崇儒思想是濃厚的，但他不僅看到漢末以來“通人惡煩，羞學章句”（《論說》）的現(xiàn)象，還總結了文學發(fā)展史上一大教訓：
然中興之后，群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jīng)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時序》）
這是說：自光武中興以后，東漢時期的作家們所走的道路和過去不同了，無論文辭和內容，都要以儒家經(jīng)典為依據(jù)，使此期創(chuàng)作靡于儒風。雖然講的很委婉，但東漢濃厚的經(jīng)學風氣對一切文章寫作的嚴重影響是明顯的。因此，劉勰不能不承認這樣的事實：“其余風遺文，蓋蔑如也?！睎|漢時期其所以沒有留下什么有價值的文學作品，主要就由于死守章句，作者提筆為文，就要“斟酌經(jīng)辭”。經(jīng)過漢末大亂，文人們開始有所覺醒了，甚至像曹植那樣身為王侯的作者，也大膽地寫道：“滔蕩固大節(jié)，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無愿為世儒?！?這是文人作者思想的一次大解放。正因為有這個思想大解放，才出現(xiàn)了“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的建安文學。這時除曹氏父子和著名的“建安七子”外，還涌現(xiàn)出“蓋將百計”5的大批文人。建安（公元196—220年）時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6，才出現(xiàn)了歷史上所謂“文學的自覺時代”。7
從建安到晉宋，詩文創(chuàng)作之盛，有增無已。宋文帝時，便于儒學、玄學、史學三館之外，另立文學館；宋明帝設總明觀，也分儒、道、文、史、陰陽五部。這是從封建統(tǒng)治機構上正式承認“文學”獨立于儒學之外的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到了南朝，更由于歷代帝王的愛好和提倡8，于是出現(xiàn)了鐘嶸所說的情況：“今之士俗，斯風熾矣。才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初識文學的童少，就拼命做起詩來，因而這時世族文人中出現(xiàn)“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盛況，是不足為奇的。 文學創(chuàng)作上這種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是產(chǎn)生文學評論的直接原因。當時的人對這種必要性已經(jīng)看到一些了。如蕭繹所說：
諸子興于戰(zhàn)國，文集盛于兩漢，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敘情志，敦風俗，其弊者只以煩簡牘，疲后生。往者既積，來者未已，翹足志學，白首不遍；或昔之所重今反輕，今之所重古之所賤。嗟我后生博達之士，有能品藻異同，刪整蕪穢，使卷無瑕砧，覽無遺功，可謂學矣。 10
這是從品評作品，指導閱讀的要求提出的。在詩文創(chuàng)作大量問世之后，這個問題的提出是有其必然性的。文集越來越多，一個人從小到老，一輩子也讀不完；而這些作品又良莠不齊，蕪穢叢生，所以需要評論家加以銓衡，而去蕪存精。不過，對文學作品的評論，當時不是沒有，而是和文學創(chuàng)作一樣：過甚過濫。有作品出現(xiàn)，必然就會有人予以品評，隨著“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出現(xiàn)，“家有詆河，人相掎摭”11的情形也應運而生了。鐘嶸曾講到當時文學批評的混亂情況：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余，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并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12 文學評論在當時是不乏其人的，不過多是達官貴人在“博論之余”的信口雌黃。他們各隨所好，沒有任何準則。這當然不單是個批評標準問題，還必須從理論上解決一系列文學藝術的基本原理，文學批評才能有所依據(jù)。所以，為了澄清當時文學批評的混亂，指導正確的文學批評，也迫切地需要文學理論的建立。
而文學理論更重要的任務，還在于總結經(jīng)驗以指導創(chuàng)作。如劉勰在《情采》篇所講“立文之本源”，《體性》篇所講“文之司南”，以及《總術》篇所講“執(zhí)術馭篇”等，《文心雕龍》中論述這種寫作原理或方法的甚多，這部著作所企圖解決的主要問題正在于此。在這個問題上，就有著更為復雜的時代關系了。建安以后，文學創(chuàng)作的盛熾，與文學擺脫儒學的束縛而獨立發(fā)展有很大關系。但自漢末儒學衰微以來，代之而起的是魏晉玄學。從正始（公元241—249年）年間開始，就“聃周（老莊）當路，與尼父爭涂矣”（《論說》）。東晉以后，佛學漸盛，除更加助長了玄風的泛濫，佛教思想對此期文學創(chuàng)作，也有著重要的影響：
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勝，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佛教謂過去、現(xiàn)在、未來為“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13 “詩、騷之體盡矣”，和鐘嶸所說“建安風力盡矣”所指略同。老莊佛道思想彌漫魏晉詩壇，前后達二百年之久，到南朝宋初，雖然“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明詩》），其實山水詩的產(chǎn)生和流行，和佛老思想也是分不開的。山水詩，實際上是玄言詩的繼續(xù)和發(fā)展。這是建安以后文學創(chuàng)作情況的一個方面。
從西晉太康（公元281—289年）時期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出現(xiàn)了的另一情況，是過分追求文辭藻飾的形式主義趨向明顯地出現(xiàn)了。這種風氣到南朝而又有惡性發(fā)展，即劉勰在《明詩》篇所說：“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碧貏e是齊梁以后，更由唯美主義發(fā)展而為庸俗的色情文學，寫下了文學史上極不光彩的一頁。
怎樣對待這種文學發(fā)展趨勢，就是《文心雕龍》所面臨的歷史任務，也就是產(chǎn)生《文心雕龍》的具體原因。文學藝術突破儒家思想的牢籠而獨立，剛剛進入它自己的發(fā)展歷史上一個新的里程，為什么很快就走上了歧途呢？老莊玄學，固然給此期文學發(fā)展帶來極壞的影響，但玄學也好，佛學也好，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形式主義傾向也好，都來自一個總的根源，就是魏晉以來世族制度造成的嚴重的階級矛盾和統(tǒng)治階級的內部矛盾。儒學的衰微，除了它本身的原因外，也是和漢末以來的社會現(xiàn)實有關的。魏晉以后的思想領域，儒學失去控制力量，固然給玄風獨扇和佛教大行以乘虛而入的機會，但主要還是腐朽的世族制度造成極為黑暗恐怖的政治局面，大量文人慘遭殺害，從而為老莊佛道思想的繁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統(tǒng)治階級既企圖借以麻醉人民群眾，一般士大夫文人也從中尋求精神寄托而遠世避害。另一方面，壟斷一切的世族地主又為自己的享樂所需，把持文壇，附庸風雅。但他們除了追逐文辭采飾，就只好無病呻吟，為文造情。劉宋以降，所謂“家家有制，人人有集”，主要就是這樣一些東西。太康以后文學創(chuàng)作的必然走向形式主義，這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以上就是產(chǎn)生《文心雕龍》的歷史背景，也是《文心雕龍》之所以出現(xiàn)于齊梁時期的種種原因。從建安開始，文學藝術進入獨立發(fā)展的新時期以后，文學理論上要探討、要解決的新問題本來是很多的，加上魏晉以來這樣一個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文學藝術的發(fā)展，不能不經(jīng)歷一段曲折而復雜的道路。這樣，文學理論上迫切地需要研究和解決的問題就更多了。從曹丕的《典論·論文》以后，魏晉南北朝時期有關文論的著作特多，正是這個原因；而《文心雕龍》的產(chǎn)生，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的集大成者。
總上所述可見，《文心雕龍》是既總結前人創(chuàng)作經(jīng)驗，更針對當時創(chuàng)作傾向，也匯總了歷代文學理論成就的一部重要著作。首先了解這些情況，對于理解劉勰在這部書中提出些什么問題，怎樣解決這些問題，以及他主張什么和反對什么，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