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野獲編》

《萬歷野獲編》為明人筆記。三十卷，又有補遺四卷。明代沈德符撰。

沈德符（1578—1642）字景倩，又字虎臣、景伯，明浙江秀水（今嘉興）人，萬歷四十六年（1618）中舉人。他的祖父、父親都是科舉出身，曾任職監(jiān)司詞林，他自幼生長于北京，曾得以在國子監(jiān)讀書。據(jù)說他聰敏好學，每天都要讀一寸厚的書籍。他的著作除本書外，還有《清權(quán)堂集》、《敝帚軒剩語》三卷、《顧曲雜言》一卷、《飛鳧語略》一卷，《秦璽始末》一卷。

由于家庭的原因，得以同當時的許多士大夫、故家遺老，朝廷顯貴，功勛之臣及皇親國戚有較多的交往，熟悉朝廷事務(wù)及許多宮庭內(nèi)幕。尤其對時事和朝章典故十分了解和熟悉。

仕途無望后，作者回到家鄉(xiāng)秀水，開始憑記憶斷斷續(xù)續(xù)地寫作舊事，依照歐陽修《歸田錄》的體例，記錄在京城的所見所聞。

萬歷三十四年到三十五年間寫成了三十卷，由于書中所記載的多半是萬歷年間的事，加之作者功名不就僅是個秀才，寓“野之所獲”的意思，把這本書取名為《萬歷野獲錄》。萬歷四十六年又編成《續(xù)編》十二卷，與前三十卷合為一書。最初的刻本是明朝的大字刻本，每卷自起止，沒有分類。流傳并不廣泛。到了康熙二十五年，桐鄉(xiāng)人錢枋因為它不便查閱，就依據(jù)朱彝尊的舊鈔本，分類編排為三十卷，四十八門，另有《補遺》四卷。三十卷或以官，或以人，或以事，或以物，或以地域等，分類編排，用木活字刊刻發(fā)行。四十八門為列朝、宮闈、宗藩、公主、勛戚、內(nèi)監(jiān)、內(nèi)閣、詞林、吏部、戶部、河漕、禮部、科場、兵部、刑部、工部、臺省、言事、京職、歷法、禁衛(wèi)、佞幸、督撫、司道、府縣、士人、山人、婦女、妓女、畿輔、外郡、風俗、技藝、評論、著述、詞曲、玩具、諧謔、嗤鄙、釋道、神仙、果報、征夢、鬼怪、礻幾祥、叛賊、土司、外國。其中列朝、內(nèi)閣、詞林、禮部所占分量較重。但是，這個刻本有許多條目被遺漏了。

到了康熙三十八年，沈德符的第五世孫沈振，依據(jù)這個本子，又匯聚收集諸家藏本，一共搜集到二百三十余條，編成了八卷。后來，又根據(jù)錢枋的體例，把它編成四卷，附在書后。整本書經(jīng)過后人一再加工，再也看不出原書的本來面目了。未分類的刻本已經(jīng)很難見到了，現(xiàn)存的有道光年間錢塘人姚祖恩扶荔山房的，依據(jù)錢氏例編為四卷附刻于三十卷后的重刻本。今天流行的本子是1958年北京中華書局根據(jù)姚氏刻本出版的鉛印標點本。

該書的記述起于明初，迄于萬歷末年，包括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典故遺聞、階級斗爭、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紛爭、民族關(guān)系、對外關(guān)系、山川風物、經(jīng)史子集、工藝技術(shù)、釋道宗教、神仙鬼怪等諸多方面，尤詳于明朝的典章制度和典故遺聞。書中所記大都博求本末，收其是而芟其偽，常者固加詳、而異者不加略，內(nèi)容詳實，尤其是世宗、神宗兩朝的掌故，最為詳贍，在明代筆記中稱得上是上乘之作，是研究有明一代歷史的重要史料。

書中所記載的都是作者耳聞目睹的親身經(jīng)歷，所以敘述有些史事較《明史》更為詳細，可以補充正史中的缺失錯誤。書中內(nèi)容十分豐富，從錢枋所分的四十八門中，可以概見。在人物方面，涉及到皇帝后妃、宗室勛親、大監(jiān)佞亻幸，內(nèi)外朝臣、文人士女，山林隱逸、和尚道人。在記事方面，不僅有朝章典故、風土人情，也有文人雅軼、瑣聞遺事等等不一而足。

例如記述嘉靖年間張桂之的橫行霸道，霍文敏的陰險忌恨，徐文征的獻媚取寵，汪榮和、汪钅宏的邪諂；隆慶年間高文襄的驕縱恣肆；萬歷年間給事中王元翰的貪戾，以及廢遼府、勘楚獄二事，玩翰的貪婪兇恨都有詳細完備的敘述。清代編修《明史》，有不少傳中所載的事實，其來源皆出于此書。

該書的取材也十分廣泛。在書的自序中，作者說：“余生長京邸，孩時即聞朝家詩，家庭間又竊聆父祖緒言，因喜誦說之。比成童，適先人棄養(yǎng)，復從鄉(xiāng)邦先達剽竊一二雅談，或從隴畝老農(nóng)，談?wù)f先輩典型及瑣言剩語，娓娓忘倦。”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收集素材的渠道不僅來源于祖父、父親的日常言談，來源與家庭相交往的朋友，而且還從家鄉(xiāng)的老人甚至隴畝老農(nóng)那里收集素材。所以，此書對正史少敘或不敘的社會見聞、民間情狀，大小統(tǒng)治者的卑劣行狀都有較多的記述。書中描述世風日下，邪諂滔天的情況非常具體，比如“為搏嚴土藩歡笑，光錄寺少卿白肇常至以粉墨涂面”；“江陵公臥病邸第，大小臣工莫不公醮私醮，竭誠祈禱。御史朱璉暑月馬上首頂香爐，暴赤日中，行部畿內(nèi)，以禱祝奉齋。”

書中還提供了嘉靖、萬歷時期上至皇帝、首輔，下至按院、和尚、塾師、士兵淫風甚盛的普遍情況。成為研究當時出現(xiàn)的《金瓶梅》等小說、《東郭記》等戲劇的可貴的旁證資料。另外，書中關(guān)于道釋榮耀，妖妄之說盛行也有詳細記載。這些材料對于研究明代中葉以后神魔小說大量出現(xiàn)的原因也提供了背景材料。作者對歷史事件、人物的評價議論，也都較為公允、客觀，并不片面。例如記述名列正史奸臣傳的嚴嵩，即寫了他貪殘橫恣的劣跡，也寫了他在家鄉(xiāng)做好事，受到鄉(xiāng)人的擁戴。而記述享有剛正盛譽的海瑞被彈劾之事，也寫出他不識時務(wù)，不近人情的一面。

作者在書中還對民歌、戲典、小說的演變及其創(chuàng)作的情況有一些記載和議論，也大多比較中肯穩(wěn)妥。論述了民歌從宣德、成化年間的“鎖南枝”、“傍妝臺”、“山坡羊”三只盛行于中原的曲目，到嘉靖時流行的“鬧五更”、“寄生草”、“羅江怒”、“哭皇天”、“干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紐絲”等，到萬歷時出現(xiàn)的“打棗兒”、“掛枝兒”的發(fā)展過程，提供了明代民歌發(fā)展的重要依據(jù)。

此書對于所記事件的考證也十分切事，足以征信。例如第十三卷記載了明朝官員佩戴牙牌的情況：“唐宋士人腰帶之外，又懸魚袋，為金為銀，以別等威。本朝在京朝士，俱佩牙牌，然大小臣僚皆一色，惟刻官號別耳。如公、侯伯為‘勛’字號，駙馬則為‘親’字號，文臣則為‘文’字號，武臣則‘武’字號，伶官則‘樂’字號，惟內(nèi)臣又別為式。其后工匠等官，雖非朝參官員，以出入內(nèi)廷，難以稽考，乃制‘官’字號牌與之。”

后代對該書的評價很高，李慈銘在《愛禮廬日記》中集里說：“綜核有明一代朝章國故及先輩佚事，議論平允，而考證切實，遠出《筆生》、《國榷》、《孤樹哀談》、《雙槐歲抄》諸書之上?？济魇抡咭源藶闇Y數(shù)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