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者：劉知幾中國有著悠久的重史傳統(tǒng)，是史學發(fā)達最早的國度之一。
史學起于記事①，逐漸衍為資治之具，殷周王室已設立史官，“掌官書以贊治”②，此后歷代相沿。中國的史書，從最早的文獻匯編《尚書》算起，三千年間連綿不輟，代有佳篇，其間涌現從《春秋》到《正續(xù)通鑒》一類貫通古今的編年史，從《史記》到《清史稿》一類列朝相襲的紀傳體史書，從《通鑒紀事本末》到《清史紀事本末》一類以事為綱，按事類編纂的紀事本末體史書，“十通”與“會要”一類記載典章制度的史書，中國史學不僅以記載史事詳明、真切著稱于世，而且力圖“述往事，思來者”，“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③，試圖將“歷史——現實——未來”
勾連一氣，為后來者提供經驗教訓。因此，中國史家不限于記事，還致力于“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種歷史哲學的沉思，散見于各類典籍，集成專書而且膾炙人口者，當推置于我們案頭的《史通》和《文史通義》。
唐人劉知幾（661—721）所著《史通》是我國第一部史學評論專著，是對唐以前千余年間史學成就的一次取精用宏的總結。其內篇三十六篇，論史書源流、體例和編纂方法，外篇十三篇，論史官建置沿革和史書得失。作者
肯定史學的重要社會功能：
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闕之哉！
又暢論史家三長——史才、史學、史識，其中尤重史識，倡導“不掩惡，不虛美”的實錄、直書精神，“愛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反對“妄生穿鑿，輕究本原”。由這一評史標準，作者贊揚《左傳》與《齊志》，稱“左氏之義有三長”，“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又批評被尊為經典的《春秋》“真?zhèn)文?，是非相亂”，并指出《尚。書》、《論語》中的不實之載，顯示了一種“疑古惑經”的批評精神。
清人章學誠（1738—1801）所著《文史通義》，是繼《史通》之后又一部史學評論專書。作者詳論“六經皆史說”，又在劉知幾“史家三長”之外強調“史德”，也即“著書者之心術”，指史家作史能否忠實于客觀史實，做到“善惡褒貶，務求公正”的一種品德。該書還討論各類史體的發(fā)展演變及其得失長短，提倡史學經世，反對專務繁瑣考證和空談義理，對清代盛行的漢學和宋學都有所批評。該書總結前人修纂方志的經驗，提出修志義例和理論，建立方志學，并將其列為史學的一支重要方面軍?！妒吠ā泛汀段氖吠x》均出版過多種單行本，而二書并刊則以岳麓書社這一版本為首例。從事點校的三位青年學人桑士顯、吳琦、董煊都有相當的文史功力，他們的勞作為史學工作者提供了方便。不幸的是，桑君竟在而立之年病故，他參與點校的兩部史學名著的合刊本，正是對這位熱情有為的早逝學者的紀念。
①《說文》：“史，記事者也，從義詩中。中，正也?！?br>②《周禮。天官冢宰》。
③《史記。太吏公自序》。馮天瑜
1993年1月27日于武昌中國有著悠久的重史傳統(tǒng)，是史學發(fā)達最早的國度之一。史學起于記事①，逐漸衍為資治之具，殷周王室已設立史官，“掌官書以贊治”②，此后歷代相沿。中國的史書，從最早的文獻匯編《尚書》算起，三千年間連綿不輟，代有佳篇，其間涌現從《春秋》到《正續(xù)通鑒》一類貫通古今的編年史，從《史記》到《清史稿》一類列朝相襲的紀傳體史書，從《通鑒紀事本末》到《清史紀事本末》一類以事為綱，按事類編纂的紀事本末體史書，“十通”與“會要”一類記載典章制度的史書，中國史學不僅以記載史事詳明、真切著稱于世，而且力圖“述往事，思來者”，“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③，試圖將“歷史——現實——未來”
勾連一氣，為后來者提供經驗教訓。因此，中國史家不限于記事，還致力于“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種歷史哲學的沉思，散見于各類典籍，集成專書而且膾炙人口者，當推置于我們案頭的《史通》和《文史通義》。
唐人劉知幾（661—721）所著《史通》是我國第一部史學評論專著，是對唐以前千余年間史學成就的一次取精用宏的總結。其內篇三十六篇，論史書源流、體例和編纂方法，外篇十三篇，論史官建置沿革和史書得失。作者
肯定史學的重要社會功能：
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闕之哉！
又暢論史家三長——史才、史學、史識，其中尤重史識，倡導“不掩惡，不虛美”的實錄、直書精神，“愛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反對“妄生穿鑿，輕究本原”。由這一評史標準，作者贊揚《左傳》與《齊志》，稱“左氏之義有三長”，“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又批評被尊為經典的《春秋》“真?zhèn)文?，是非相亂”，并指出《尚。書》、《論語》中的不實之載，顯示了一種“疑古惑經”的批評精神。
清人章學誠（1738—1801）所著《文史通義》，是繼《史通》之后又一部史學評論專書。作者詳論“六經皆史說”，又在劉知幾“史家三長”之外強調“史德”，也即“著書者之心術”，指史家作史能否忠實于客觀史實，做到“善惡褒貶，務求公正”的一種品德。該書還討論各類史體的發(fā)展演變及其得失長短，提倡史學經世，反對專務繁瑣考證和空談義理，對清代盛行的漢學和宋學都有所批評。該書總結前人修纂方志的經驗，提出修志義例和理論，建立方志學，并將其列為史學的一支重要方面軍。
《史通》和《文史通義》均出版過多種單行本，而二書并刊則以岳麓書社這一版本為首例。從事點校的三位青年學人桑士顯、吳琦、董煊都有相當的文史功力，他們的勞作為史學工作者提供了方便。不幸的是，桑君竟在而立之年病故，他參與點校的兩部史學名著的合刊本，正是對這位熱情有為的早逝學者的紀念。
①《說文》：“史，記事者也，從義詩中。中，正也?！?br>②《周禮。天官冢宰》。
③《史記。太吏公自序》。
馮天瑜
1993年1月27日于武昌
史學起于記事①，逐漸衍為資治之具，殷周王室已設立史官，“掌官書以贊治”②，此后歷代相沿。中國的史書，從最早的文獻匯編《尚書》算起，三千年間連綿不輟，代有佳篇，其間涌現從《春秋》到《正續(xù)通鑒》一類貫通古今的編年史，從《史記》到《清史稿》一類列朝相襲的紀傳體史書，從《通鑒紀事本末》到《清史紀事本末》一類以事為綱，按事類編纂的紀事本末體史書，“十通”與“會要”一類記載典章制度的史書，中國史學不僅以記載史事詳明、真切著稱于世，而且力圖“述往事，思來者”，“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③，試圖將“歷史——現實——未來”
勾連一氣，為后來者提供經驗教訓。因此，中國史家不限于記事，還致力于“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種歷史哲學的沉思，散見于各類典籍，集成專書而且膾炙人口者，當推置于我們案頭的《史通》和《文史通義》。
唐人劉知幾（661—721）所著《史通》是我國第一部史學評論專著，是對唐以前千余年間史學成就的一次取精用宏的總結。其內篇三十六篇，論史書源流、體例和編纂方法，外篇十三篇，論史官建置沿革和史書得失。作者
肯定史學的重要社會功能：
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闕之哉！
又暢論史家三長——史才、史學、史識，其中尤重史識，倡導“不掩惡，不虛美”的實錄、直書精神，“愛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反對“妄生穿鑿，輕究本原”。由這一評史標準，作者贊揚《左傳》與《齊志》，稱“左氏之義有三長”，“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又批評被尊為經典的《春秋》“真?zhèn)文?，是非相亂”，并指出《尚。書》、《論語》中的不實之載，顯示了一種“疑古惑經”的批評精神。
清人章學誠（1738—1801）所著《文史通義》，是繼《史通》之后又一部史學評論專書。作者詳論“六經皆史說”，又在劉知幾“史家三長”之外強調“史德”，也即“著書者之心術”，指史家作史能否忠實于客觀史實，做到“善惡褒貶，務求公正”的一種品德。該書還討論各類史體的發(fā)展演變及其得失長短，提倡史學經世，反對專務繁瑣考證和空談義理，對清代盛行的漢學和宋學都有所批評。該書總結前人修纂方志的經驗，提出修志義例和理論，建立方志學，并將其列為史學的一支重要方面軍?！妒吠ā泛汀段氖吠x》均出版過多種單行本，而二書并刊則以岳麓書社這一版本為首例。從事點校的三位青年學人桑士顯、吳琦、董煊都有相當的文史功力，他們的勞作為史學工作者提供了方便。不幸的是，桑君竟在而立之年病故，他參與點校的兩部史學名著的合刊本，正是對這位熱情有為的早逝學者的紀念。
①《說文》：“史，記事者也，從義詩中。中，正也?！?br>②《周禮。天官冢宰》。
③《史記。太吏公自序》。馮天瑜
1993年1月27日于武昌中國有著悠久的重史傳統(tǒng)，是史學發(fā)達最早的國度之一。史學起于記事①，逐漸衍為資治之具，殷周王室已設立史官，“掌官書以贊治”②，此后歷代相沿。中國的史書，從最早的文獻匯編《尚書》算起，三千年間連綿不輟，代有佳篇，其間涌現從《春秋》到《正續(xù)通鑒》一類貫通古今的編年史，從《史記》到《清史稿》一類列朝相襲的紀傳體史書，從《通鑒紀事本末》到《清史紀事本末》一類以事為綱，按事類編纂的紀事本末體史書，“十通”與“會要”一類記載典章制度的史書，中國史學不僅以記載史事詳明、真切著稱于世，而且力圖“述往事，思來者”，“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③，試圖將“歷史——現實——未來”
勾連一氣，為后來者提供經驗教訓。因此，中國史家不限于記事，還致力于“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種歷史哲學的沉思，散見于各類典籍，集成專書而且膾炙人口者，當推置于我們案頭的《史通》和《文史通義》。
唐人劉知幾（661—721）所著《史通》是我國第一部史學評論專著，是對唐以前千余年間史學成就的一次取精用宏的總結。其內篇三十六篇，論史書源流、體例和編纂方法，外篇十三篇，論史官建置沿革和史書得失。作者
肯定史學的重要社會功能：
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闕之哉！
又暢論史家三長——史才、史學、史識，其中尤重史識，倡導“不掩惡，不虛美”的實錄、直書精神，“愛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反對“妄生穿鑿，輕究本原”。由這一評史標準，作者贊揚《左傳》與《齊志》，稱“左氏之義有三長”，“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又批評被尊為經典的《春秋》“真?zhèn)文?，是非相亂”，并指出《尚。書》、《論語》中的不實之載，顯示了一種“疑古惑經”的批評精神。
清人章學誠（1738—1801）所著《文史通義》，是繼《史通》之后又一部史學評論專書。作者詳論“六經皆史說”，又在劉知幾“史家三長”之外強調“史德”，也即“著書者之心術”，指史家作史能否忠實于客觀史實，做到“善惡褒貶，務求公正”的一種品德。該書還討論各類史體的發(fā)展演變及其得失長短，提倡史學經世，反對專務繁瑣考證和空談義理，對清代盛行的漢學和宋學都有所批評。該書總結前人修纂方志的經驗，提出修志義例和理論，建立方志學，并將其列為史學的一支重要方面軍。
《史通》和《文史通義》均出版過多種單行本，而二書并刊則以岳麓書社這一版本為首例。從事點校的三位青年學人桑士顯、吳琦、董煊都有相當的文史功力，他們的勞作為史學工作者提供了方便。不幸的是，桑君竟在而立之年病故，他參與點校的兩部史學名著的合刊本，正是對這位熱情有為的早逝學者的紀念。
①《說文》：“史，記事者也，從義詩中。中，正也?！?br>②《周禮。天官冢宰》。
③《史記。太吏公自序》。
馮天瑜
1993年1月27日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