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余既勸草亭作《北史演義》問世，自東、西魏以至周、齊及于隋初，其興亡治亂之故，已備載無遺，遠(yuǎn)近爭先睹之為快矣。特南朝始末，未能兼載，覽古之懷，人猶未饜。且于補(bǔ)古來演義之闕，猶為未備也。乃復(fù)勸其作《南史演義》，凡三十二卷。自東晉之季，以迄宋、齊、梁、陳，二百余年，廢興遞嬗，無不包羅融貫，朗如指上羅紋。持此以續(xù)《北史》之后，可謂合之兩美矣。或謂南朝風(fēng)尚，賢者鶩于玄虛，不肖者耽于聲色，所遺事跡，類皆風(fēng)流話柄，所謂六朝金粉是也。載之于書，恐觀者色飛眉舞，引于聲色之途而不知返，詎非作書者之過耶？余應(yīng)之曰：“嘻！子何見之小也？夫有此國家，即有興替。而政令之是非，風(fēng)俗之淳薄，禮樂之舉廢，宮闈之淑慝，即于此寓焉。其興也，必有所以興；其亡也，必有所以亡。如是而得者，亦如是而失。影響相隨，若報(bào)復(fù)然。閱者即其事以究其故，由其故以求其心，則凡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胥于是乎在。寧可執(zhí)‘金粉’兩字概之耶？且圣人刪《詩》，不廢《鄭》、《衛(wèi)》，亦以示勸懲之意。是書之作，亦猶是而已矣。況荒淫侈靡之事，正史亦并載之，其能盡棄之否耶？”
或無以應(yīng)，乃書之以弁于簡端。
干隆六十年歲在乙卯三月望前一日，愚弟許寶善撰。